在這個全行業每年只能誕生兩位數的新藥的時代裡，有龍蝦要抓在手裡，有牛排也不能放過，就算左手抓著龍蝦，右手抓著牛排，看到饅頭也是要一腳踩住的，否則，誰知道龍蝦和牛排吃完了，是不是就斷頓了，又或者，fda一個腦抽抽，把龍蝦和牛排突然埋掉了怎麼辦？這樣的事情也發生了不是一次兩次，否則，華爾街也不會如此的看重製藥公司的藥物儲備能力了。
正因為如此，在這個行業裡，原創藥公司做的最多的是同靶向的新藥，就比如為了治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生物學家發現針對分子靶點bcab有可能具有治療效果，於是，製藥公司的實驗室對此進行高通量篩選，弄出三五十個活性物質，開始動物實驗臨床試驗的一步步做，最後，伊馬替尼出現了，而且似乎達到了預期目標，那麼，這個靶點就完成任務了嗎？
當然不可能，這只是說明了分子靶點bcab確實像是生物學家說的那樣有效果，於是，更多的製藥公司會涉足這一領域，於是達沙替尼，尼洛替尼紛紛誕生，這些藥物之間的關係，就像是楊銳最後剩下的七種化合物的關係一樣。
如果楊銳做的七種化合物，最終全部透過了臨床試驗，那理論上，就可以生產七種去鐵酮的藥物。
事實上，製藥公司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有兩種或者三種化合物甚至更多種化合物都透過了臨床試驗都是很常見的，這並不是壞事，對製藥公司來說，他們一方面可以選擇最好的化合物做成藥物，另一方面，他們還可以等專利保護期到的時候，自己註冊一種仿製藥，甚至在專利保護期內，就自己註冊多個藥物，從而佔領市場，提高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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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藥品行業本來就是暴利，所以，即使賺的少了，做出來也有百分之二三十的收益，同靶向的新藥的好處在於風險較低，資金回籠較快，所以成為大多數製藥公司的首選。
去鐵酮開始不受重視，既是因為它罕見藥的身份讓它的預期銷量低，也是因為它純原創藥的身份，讓它的風險高，資金回籠慢。
前者，是比較難以改變的情況，但後者，現在卻被楊銳給改變了。
七種透過動物實驗的活性物質，本身就降低了透過臨床試驗的風險，楊銳又願意簽訂對賭協議，更是讓風險進一步的縮小。
原創藥公司其實不怕成本高，他們更害怕風險。
只要風險低，6000萬或者1億，對他們並沒什麼感覺。
現在的新藥開發成本節節攀升，2億3億的都很平常了，那還是在兜底成本很貴的情況下做的，楊銳的對賭協議，其實很符合製藥公司的期望值。
不過，製藥公司的先生們高興了，劉院長卻是怎麼都高興不起來。
他將騎過來腳踏車交給了一名捷利康的僱員，自己坐上了捷利康的車，就細細問起了他們談判的內容。
楊銳選擇性的告訴了他一些，沒等說到臨床二期的開價，劉院長就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我記得你之前問過我們，要不要做去鐵酮？就是這個去鐵酮吧。”劉院長遺憾的問。
楊銳點頭：“你們拒絕了，我就找華銳實驗室合作了。”
“就是說，我們當時要是答應了，現在就有可能收回幾千萬美元？”
“也不一定，按我這個協議籤的話，有可能一毛錢都拿不到，不過，是有可能收回幾千萬。”對賭協議也不是非簽不可，如果是北大擁有去鐵酮的專利的，最可能的簽約方式是里程碑式的直接授權，由此收回個兩三千萬，或者四五千萬都是有機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