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銳猶豫著道：“不用這樣，我只是想再試試而已。”
“還試什麼，咱們在實驗室裡試的夠多了，難道做一個報告也要試來試去？”張大勇挺停了一下，又道：“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要是我的話，我是不會追求一定做一個報告的，不過，你還年輕，你想做一個報告，說dian想說的東西，我也願意支援，咱們先吃飯，吃完飯，我就打電話，好不好？”
“張教授，不必這樣。”
“你不要和我客氣了，這事我願意，我想幫忙，你不要攔著我。”張大勇用六七十年代的風格語言，表述自己主動幫忙的意思。
楊銳心中有暖流潺潺湧過。
打電話找人幫忙，需要什麼樣的人情，楊銳不知道，但他知道，就以自己與張大勇的關係來說，萍水相逢，人家能託人幫他引薦，那是很大的付出了。
然而，楊銳想要的卻不是幾個月以後的引薦，到時候，《自然》是否刊登的結果都出來了，時間也耗費掉了，再出國一趟也很難……
不過，這確實是一次機會。
幾個月以後的事誰都說不上，《自然》拒稿了，不見得就不拒他的稿子。
越是革命性的論文，其實越要小心謹慎，因為審稿人很可能是一個死腦筋。
如果因為認為學者是知識豐富的人，因此就是思維開放的人，那就與相信高官更有道德感一樣可笑。
歷史上的賽麥爾維斯就是一個很不錯的事例，這位匈牙利人在維也納發現了產褥熱與“毒素”之間的關係――那個時代還沒有細菌的概念，造成產婦死亡的產褥熱病被賽麥爾維斯認為是接生的醫生在解剖屍體時帶來的毒素，雖然認識有偏差，但賽麥爾維斯的決定是正確的，他命令所有給產婦接生的醫生必須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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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起來可笑，但在19世紀的歐洲，在那個相當於中國道光年間的時代，醫生們不僅不洗手，他們甚至不洗衣服，以至於白大褂的圍裙上沾滿了血跡和碎肉塊。
血跡的來源廣泛，碎肉塊的來源往往是屍體，學醫的實習醫生每天早晨解剖屍體並上課，下課以後就去產科幫忙接生，期間並不洗手，由此造成百分之十六的死亡率……
而在賽麥爾維斯的洗手令下達以後，他所在的產科的產褥熱的死亡率從16下降到了3。
如此美妙的結果，在賽麥爾維斯發表了論文以後，卻並未得到同行們的認可。
相反，賽麥爾維斯得到的是狂轟亂炸，自命神聖的醫生們不能接受死亡是自己帶來的這種理由，而他的解釋方法也與歐洲一貫的醫學理論不一致，當年的歐洲病理學是一種中醫式的理論，他們認為每個人的疾病都與每個人的獨特體質有關，所以診斷應該根據每個人的特異體質來進行，將一種複雜的疾測釋成是毒素，在當年的歐洲醫生們看來是輕率且大逆不道的。
更何況，提出此dian的還不是奧地利人。
最終，發表了革命性論文的匈牙利人賽麥爾維斯在維也納找不到工作，只能返回自己的家鄉，並在一番理論大戰之後，被妻子送進了精神病院，慘死在精神病院看守的棍棒下。
楊銳倒是不擔心自己被棍棒打死，但誰又能保證這一個下一個期刊社的編輯和審稿人是思想開放，神志清晰的明白人呢？
“謝謝你，張教授。”楊銳決定接受張教授的好意，付出的人情，來自再還好了。
拒不是立即有效的措施，但至少是一份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