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80年代，社會可沒有那麼多的崗位提供。
全國最多的崗位就是做農民，全國一共10億人，有六七億是農民。這是中國的被統治階級，以個人或家庭為單位來說，他們是國內除了作家以外，唯一需要繳稅的職業。
80年代是沒有個稅的，工人不用繳稅，事業人和公務員也不用繳稅，他們都有國家發錢，只有農民，不僅要繳稅，還要繳重稅，工農業剪刀差使得普通農民家庭一年的收入還沒有一名工人來的多。若是遇到旱澇災害，還有更大的經濟和生命風險。
簡而言之，以農民作為職業，值得尊敬，卻不是值得奮鬥的目標。以中國改革第一村洶村的歷史來看，“一年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直到2003年，這個用血手印“大包乾”的村子，人均年收入亦不過2100元，同期全國城鎮職工的年均工資為元，北京為元。
拿著別人七分之一的收入，要說能過的快樂舒心，實在需要一副太好的身板和心思了。
工人也不算太好的工作，當然，央企的工人是挺不錯的，但從50年代起，央企就不是隨隨便便能進入的了，數以千萬計的工人崗位是地方企業提供的，這些工人到了90年代，開始絡繹成為下崗大軍的主力。
相比之下，早期的個體戶的未來似乎更光明，但現狀卻是最慘的。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單位，就意味著要以個人的力量抵抗體制的擠兌，要熬過未來十年，還想熬出個樣子，過的會比驢還辛苦。
除此以外，80年代的中國還長期保持著數千萬的待業青年。
將歷史從後往前看，自改革開放初期，想要未來過的好的路子很多，想要始終過的好的路子就很少了。
在高三做一年的驢，絕對是普通人做驢時間最短的選擇。
姚悅和呂芝都是從高考的千軍萬馬中闖出來的，聽到朗朗的讀書聲，反而更有感觸。
想想高中時的彷徨和怨懟，再看看充滿希望的大學，兩種心境，令她們的腳步也不由自主的慢了下來。
“你昨天看楊銳做實驗，覺得他和蘭老師怎麼樣？”姚悅在強烈的自信的催使下，忽然問好友。
蘭老師是河東大學的講師，給倉教授打下手，也是實驗室裡的主持人。新進實驗室幫忙的學生，大部分都是蘭老師調教的，由於同為女性，年齡又相差不到十歲，姚悅對她頗有佩服之感。
呂芝不回答，反問：“你究竟是看好楊銳的實驗和論文，還是不看好？”
“我也不清楚。”姚悅一扭頭，又問：“你呢？”
“我覺得蘭老師拿不到外國公司的投資，倉教授也不一定能拿到。”
姚悅步子頓了一下，轉瞬道：“不管他的實驗和論文好不好，我要做到最好。”
“不光要實驗做的好，化妝也要仔細dian，你下巴這裡沒有塗勻。”呂芝突然伸手在姚悅的嫩臉上一通揉。
姚悅好不容易積攢出來的一dian氣勢立刻消耗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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