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滿地手機錄音攝像的年代太久遠了,楊銳當時避開了攝像機,卻忘了錄音機也有同樣的功能。
但錄音機多貴啊,尤其是行動式的,給你一個腦袋大的就能自稱最新科技了。
空白磁帶也不便宜,80年代就得幾塊錢一盤呢。省臺一級的電視臺和報社,記者想弄一盤空白磁帶都得找副臺長一級的批條子,拿不出一個合適的理由,是分不到這種十分之一工資的消耗品的。
當然,記者們平時是可以用反覆洗出來的磁帶的,可在這種環境下,不說反覆洗出來的空白磁帶質量如何,存檔也就等於把這個帶子給消費了。
所以,沒有確鑿的需求的情況下,記者們也不會隨便就錄帶子。
然而,這只是中國的情況,瑞典記者顯然沒有把這麼點小錢看在眼裡。
如此算來,最近十年也就是名人們最後的幸福十年了,等到90年代末,狗仔隊們都買得起錄影帶、攝像機以及最重要的長焦鏡頭的時候,名人們的好日子就算是過去了。
休斯頓哪裡能知道楊銳的感慨啊,一無所覺,道:“不一定每家電視臺都有中文翻譯,不過,為了準備此次典禮,瑞典全境的中文翻譯應該都被集中了起來,他們最多隻要一下午的時間,就能將你的話給翻譯出來。”
“為了一個人集中全國的中文翻譯?”翻譯忍不住問了一句,又連忙閉嘴。
楊銳的英文翻譯是臨時找的,平時他也沒這個需求,就是參與正式對話的時候,才讓北研所的副所長兼職一番,後者本身就是翻譯家,早年國內用的生物學著作,很有幾本是他做的。
不過,張所長的口譯水平雖然也不錯,翻譯禮儀就一般般了,很多時候根本想不起自己是在冒充翻譯。
只是對楊銳這樣的學者來說,差不多也就夠用了。
不是來斯德哥爾摩,楊銳甚至用不上他。
而對年近半百的張所長來說,集中全國的某個行業的精英做一件事,本身就代表著隆隆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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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瑞典人提供的豪華車裡,張所長莫名的驕傲起來。
再看楊銳,他更是覺得無比的順眼。
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楊銳,接受的是完整的中國教育,甚至從未出過國。他的得獎,對於中國人來說,提升的自信心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
這就像是許海峰在打破零的突破之前,奧運金牌對中國人的刺激一樣。
在那個揹負著東亞病夫的年代裡,從未獲得奧運金牌的中國人,總是不免拿中國人的身體素質來說話,並提出種種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