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後人對於中國古代航海產生了一些誤解。
最好的航海時代，大家多認為是明朝，那是錯誤的，航海從唐朝就開始。不過唐朝禁止百姓出海，真正參與航海的海商並不多。從是大食人與波斯人。但因為文明先進。雖然唐初唐朝的海船不及大食船與南海船，不過後來居上。漸漸泉州船舶成了最先進的海船，許多大食商人訂購了唐船，用之航海行商。
到了明朝鄭和下西洋時，無疑海船技術達到了巔峰，但那是官方行為，是送銀子的。結果鄭和下了七次西洋後，使得明朝經濟負擔沉重，讓一些大臣們氣憤之下，將鄭和寶船圖紙燒掉，隨後禁海。這一禁，導致倭寇產生了。
因此最好的航海時代是宋朝，雖然不如鄭和那樣的規模，但造福了國家造福了百姓。雖然單次規模不如鄭和船隊，可總規模卻不知是明朝的多少倍。後來南海打撈的古代沉船也能證明，百分之七十，乃是來自宋朝的沉船，而非是明朝的沉船。
第二便是與蒸汽船舶的比較，未必帆船就會很慢，如果洋流與季風利於航行，實際帆船也是很快的，時速最高能達到二十多節，都要勝過了後世的先進商船船速。因此有商人說從杭州到倭國若是順風順水，快的話三天便可到達倭國，不足兩千海里，只要保持二十幾節速度，完全可以在三天內抵達。
但它有著很大的拘束性，那便要藉助季風，一旦逆風，只好傻眼了。
所以那怕去倭國，來回順利只要十天時間，也只能一年一次航行，到大食則要一年半時間。
航次跟不上來，必然讓更先進的蒸汽船舶代替。
除非用槳櫓載人的輕便船隻，但航海是載貨的，而非是載人賺錢。一艘載滿貨物的海船，得用多少水手划著槳櫓才能逆風行駛？
第三便是航海對宋朝的經濟貢獻，如果從賬面上看是微乎其微，北宋市舶司的稅收有時連一百萬貫都沒有，南宋時也不過一百多萬貫到三百萬貫之間浮動。
所以著名詩人范成大曾建議，蕃人不可缺少中國之貨瓷器、絲綢、茶葉），可中國不需要蕃人之貨玻璃、香料、珠玉），而收入又不高，百姓又有風險，因此建議關閉明州等市舶司。
古代文人嘛，哪裡懂。
可後人又為什麼說南宋的航海佔據了南宋的六分之一經濟？
這個經濟不是直接歸於市舶司，而是指間接的拉動，這些瓷器絲綢茶葉得種出來，生產出來，就會養活很多人，就會為南宋提供很多稅賦。
另外就是市舶司力量有限。多數貨船未進港口，便用小船卸走貨物走私漏稅了，如在北宋就看到許多大海商家產動輒幾百萬貫。甚至上千萬貫，富可敵國。以宋朝海關的稅率十抽一。又有那麼多海商，這麼抽下來，得有多少關稅？
還有，范成大忽視了一個隱形的收入，那便是內庫對香料的專營，海商運來珠寶、玳瑁、犀角、象牙、珊瑚、瑪瑙、香料，都由市舶司統一收購，價格還可以。不然就會將海商嚇跑掉了，然後交給內庫去銷售，其利潤十分驚人，北宋末年，僅是此項就為宋朝帶來一千多萬貫收入，只是在內庫，與三司無關。南宋初，幾乎一半軍費就是從海商身上擠出來的。但這筆收入，是在市舶司賬面上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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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海船到了港口，市舶司一般要擺閱貨宴。招待船上每一個人，包括水手在內，一是鼓勵他們主動交稅抽解。二是替國家帶來了收入。
而且鼓勵百姓將外國商船帶到港口，如果帶來的貨船卸貨總值超過五十萬貫，獎勵其九品官職。如果市舶司的官員招商有方，每給國家帶來十萬貫的收入，升官一級。
如果市舶司的官員不按規訂多抽稅或亂統購，將海商嚇跑掉了，則罰銀一百貫，降級二等。
還有許多規訂，如宋朝百姓經營航海。船太貴了，於是許多百姓合夥造船。或者合夥租船，市舶司主動將他們登記在冊。一是防止他們為利在海外相互殘殺，二是規避經濟糾紛。
其實歸根到底，看重的就是這個錢。但對海外有什麼，大家卻是很不關心的。
然而王巨到了泉州後，卻將這個航海迅速推向了巔峰。
市舶司的賬面上收入不停地翻番，僅是去年一年，就達到了九十多萬貫。這是賬面，至於內庫因為香料珠玉玳瑁珊瑚所獲得的盈利，更是無法想像。不僅是泉州，在他的帶動下，包括杭州與廣州的關稅同時也在激增。特別是杭州，同樣翻了一倍多，誰讓章楶是王巨的好朋友呢。
不但市舶司的抽解激增，這是買回來的，還有賣出去的，這些進出港口前後，還要陸續地徵稅，由是帶動著商稅收益也在迅速增長。
但中間也出現了新的糾紛，那便是百姓的遷徙。
在王巨推動下，航海的人多了，規模大了，得有海外基地，因此王巨鼓勵百姓遷徙到海外。這些海商出的條件也不錯，當然，搭船需要船費的，以戶計算，一戶人家一百貫錢，十年償還，但到了海外如果做工，保障每年有一百貫以上的收入，若是種地，則給一頃耕地，十年內免徵任何稅賦，若是放牧，同樣會撥出大量牧場，並且還會貸款貸糧貸牲畜給百姓，利息是年息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