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頊來不及迴避，只好訕訕道：“王卿，朕早就來了，只是聽入了迷。”
怎麼辦呢，不能做一個愛撒謊的皇帝吧。
“陛下誇獎了。”
“卿當修史書啊。”
這不是嘲諷王巨。在古代能參與修史書者，本身就表明了統治者對修書者文筆的認可。
而且這句話也是發自趙頊內心的話。
《資治通鑑》確實不錯。但趙頊總感到哪裡有點兒不對，不是那個大段的臣光曰……
聽了王巨開講。他才豁然開朗。
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安史之亂，如果看資治，那麼只有一條，李隆基昏庸，李林甫與楊國忠這兩個奸臣誤國。
其實這樣說是不對的。
真正安史之亂的原因，正是唐朝天寶時人口膨脹，導致區域性的均田制唐朝雖實施了均田制，但不是全部實施了這種制度）也完全潰崩了。均田制的崩潰，導致了府兵制度的敗壞。
連耕地都沒有了，府兵那有心思戰鬥？但李隆基為了開邊，只好置了藩鎮，有了藩鎮，這才有了安祿山謀反的土壤。
但在資治裡是休想看到了。
當然，司馬光善長的就是權謀術，在其他方面就差了，即便寫了，也寫不好。不過話換回來說，如果司馬光真這麼寫了，那這本資治得多長哪？
所以說做為一本教材，無論文筆或者流暢，資治是凌駕於二十四史之上的。但做為統治者的真正借鑑，或者史學家研究的資料書，它反而不及二十四史了。
至少在趙頊心中，資治確實幾乎記載了所有大事件，但只是記載了，或者也有一些剖析，只是這些剖析似是非是，或者說根本沒有剖析清楚。
所以才有了這句話。
王巨說道：“陛下，首先臣是有選擇性的開講，比如西漢，下一講，臣就會給殿下講七王之亂。”
“咦？”趙頊不解了，因為這中間還有呂氏專權，文景之治呢。
“陛下，臣用史喻今，只選擇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歷史事件開講，之所以選擇七王之亂，乃是會著重地分析權利的分配。”
“權利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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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朝各方面制度未完善之下，漢高祖只好用各個同姓王輔助皇室，從而引起七王之亂。但同姓王削藩了，大家以為進步了，外戚又來了。到了東漢，不僅外戚來了，連宦官也來了。”
但中國自古到今，都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是帝制，其實就是權利集中制，以及官本位所帶來的危害，當官了，奧迪有了，三奶有了，錢有了，別墅有了……
然而不能說集權制不好，如果能保障一個清廉的政府。那麼集權制度比起分權制度，自有其高效性與政策的連貫性。但這個制度，在古代帝制下。它的危害性更大，權利更難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