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現在的問題確實就是龐大的費用開支。
一是兵費開支，經王巨提議後，狠裁了一下，從明年起漸漸開始不需要付出安置費用了，那麼一年會省去一千多萬貫費用。但還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除非裁去一半軍隊，然而面對西夏與遼國的威脅，誰敢這樣裁？
二是官員費用，官員數量太龐大了，如果將高階官員的薪酬減去一半，再削減掉一萬名官員，又是一千多萬省下去了。然而連王巨都不敢說，陳襄敢說嗎？
三是越來越多的宗室子弟，這部分費用三司未現，用費是內藏庫撥出來的，但若沒有這些費用，內藏庫豈不能撥出來補貼三司？可是陳襄敢說宗室子弟不贍養嗎？
四就是冗費，也就是王巨所說的冗政，陳襄所說的浮費。
官員機構重疊臃腫，導致政令不能暢通，最簡單的一個例子，慶曆戰爭時，一斗粟大後方的成本不足十文，但到了前線，變成了三百多文，一千多文，並且裡面多有黴變的積年陳粟，或者是攙了太多的泥沙，導致士兵不能食。
為什麼，正是參與的機構多，無法追究失職的官員，才有了這些醜陋現象。
這就是浮費。
如果政令通暢，國家機構高效簡潔，官吏清廉，辦事認真，這些浮費自然會消失。
但這比實現儒家的大同還要遙遠，或者說根本不可能。
況且誰是賢者，誰是才者，此時這個賢與才二字已經嚴重扭曲。因此陳襄所說的策略，除了誇誇其談外，一點參考價值也沒有。更不要說省徭役、薄斂財，那個君王不想？如果宋朝一年財政收入壓縮到五千萬以下，保證天下歡天喜地，然而後果呢，好了，只要五年，宋朝就要滅亡了。要麼繼續借下去，那麼借下去會導致什麼後果，請看明朝為何滅亡的！如果明朝國庫有足夠的錢帛糧草，能坐視陝西餓死那麼多百姓？那麼李自成與張獻忠能有起義造反的土壤嗎？
“朕非亡國之君，”這是崇禎在煤山臨自殺前說的一句話，想來那時崇禎心中何其之冤！
因此王巨聽到後，評議一句：“書呆子！”
陳襄不會管王巨是什麼想法的，繼續說道：“臣想來陛下之心必不如此，然則天下人皆知誤陛下者王安石也，誤安石者呂惠卿也。”
呂惠卿氣得發抖，我是支援了變法，但我不是主導者，你這個老傢伙在胡說八道。
但陳襄乃是言臣，怎麼辦呢。
陳襄繼續說：“以陛下聰明，觀天下之論議，其法制利害固已灼然也。奈何安石持強辨以蠱惑於前，惠卿畫詭謀以陰助於後，加以反覆比周小人隨時觀望，平時公議，則舉知其法之非，一撓於利，則又言其法之是。此雖陛下之至對，不能無惑，雖臣等之至忠，亦不免指為朋黨。近者，諫官李常以言事待罪，尚令分析；孫覺以奏對反覆，落職外遷；御史中丞呂公著而下，皆以不職為言，乞從責降。而臣獨區區未敢以請者，尚冀犬馬之誠，一悟聖意，許以青苗之法下議百官。一呂二王，天下必亡。如臣言非，則甘從遠竄，以戒妄言；如臣言是，則安石、惠卿亦乞特行貶斥，以謝天下。”
王珪惱道：“陳襄，關某何事！”
這個二王，一王王安石，那麼另一王呢？姓王的官員很多，不過除了王安石，重量級的“王”只有王珪了。
“我不是說你，而是王巨。”
趙頊終於睜開眼睛，奇怪地問：“為何是王巨？”
關於青苗法利弊，參與的大臣很多，但王巨自始至終一言不發，這個王豈不是很奇怪了？不但他，許多人也感到納悶，包括王巨自己。(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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