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老文不敢動，而且只要他一動，可能就徹底下去了。這時看到機會，文彥博來了，說俺老了，在西府也呆久了，讓俺外放吧。表面上是受韓絳排擠氣不平要外放的，然而為什麼選擇這個時機？
要求外放是假的，這是以退為進，想進中書！
再者，原先王安石對趙頊說，司馬光外託激勵糾正皇上為名，實際內懷附下收買人心之實，所言全部是害政之事，所舉的都是害政之人，欲使皇上置之左右，使預國政，是為異論者立赤幟也。
直到這時，王安石才開始重視起司馬光。
不是十年首相韓琦，不是朝中資格最老的文彥博，也不是天下第一豪門呂氏兄弟，而是這個司馬光！
因為趙頊受到許多大臣進勸，或者說是蠱惑，擔心王安石變法斂財太過急切，會使天下有變，於是再次想到了異論相攪，也就是掣肘平衡吧，或者說帝王心術，因此又提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
其實這也說明了此時趙頊的不成熟。
宋朝京城差官，先是兩府三司，後是兩制臺諫，次之開封府尹，各部司官員與開封府餘下官員。
這中間兩府最貴，但東府與西府還是有很大區別的，東府掌政，西府掌軍，不過西府只有調兵權，掌兵權在京城由三衙掌控，地方上又由各知州知府掌握，就是餘下的軍事權利，在重大決議上包括調兵還必須由皇帝同意才可透過。
而且軍事在宋朝地位很低，並且越來越低，可以說同樣是樞密副使，現在的樞密副使權利只有寇準時的一半。要命的是，就是這點可憐的權利，韓琦還將它搶了不少由東府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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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西府副宰是不是一無是處？
宋朝官制有幾個特點，差官制，一個知州，由八品大理寺評事來擔任，與一品侍中來擔任，實際手中的權利是一樣的。要麼就是名義的威信稍高一點，薪酬會多上十倍。
極度分權掣肘架空，所以在趙頊未進行官制改革之前，宋朝從宋太宗後，很少出現真正的權臣。那怕丁謂、寇準、呂夷簡與韓琦都不行，不過正因為這個特點，所以官員數量冗得不能再坑，政事冗得不能再坑。
禁謁制度，起初是宰執不得在家中接待官員。要說政事，請到各個部司去覲見陳敘去，然後發展到重臣不得接見拜見其他官員，甚至官員都不得在各個酒肆酒樓吃飯，以免成幫成派。有沒有管用……這才讓人感到真正悲催的。
虛偽的辭讓禮儀，朝廷每次升授。官員本身必須推讓幾次，這才是“道德君子、國家良臣”，司馬光第一次拒絕樞密副使，固然是因為與王安石相比較心中不平，也是因為這個辭讓禮儀。誰知道他辭拒後，趙頊沒了下文……
最後就是磨勘起用制度，比如三司裡的三司判官與三司使必須有過各路轉運使之任，並且做得不錯的，才可擔任。比如東府首相必須擔任過參知政事或者樞密使的才可擔任，比如兩府宰執必須有過擔任一個大州知州知府履歷的才可擔任，比如參知政事必須擔任過兩制官或樞密副使、三司使、開封府尹的官員，才能擔任。
擔任了參知政事。也未必會成為首相，然而未擔任過參知政事或樞密使的，就很難成為首相。就象修真。築基的未必能化嬰，然而想要化嬰必須得築基。
如今樞密使是呂公弼與文彥博，憑資歷此時司馬光是休想扳倒他們了，再說他也不想扳倒這兩個戰友。
那麼想實現他的政治抱負，必須做首相，想做首相。必須先擔任參知政事，想擔任參知政事。必須有樞密副使或三司使、開封府尹與兩制官員資格，司馬光現在就是兩制官。不過這四者還是有區別的，相對而言，由三司使或樞密副使進入參知政事則比較容易，開封府尹與兩制官員進入東府則是很難。就象一個人築基，一個手中只有一粒築基丹，一個人手中則拿著一大瓶築基丹一樣。
當然，如果你說俺沒有政治野心，那一樣，關健司馬光能沒有政治野心？
趙頊除命下，司馬光可以再次謙虛，不過據第一次經驗來看，這次拒授不知道等到那一年才有這個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