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快？”
“恩，太暴利了，不過到了五貫時，能接收的人就多了，那麼未來跌的幅度會慢慢下降，可能在這十年內都能維持到了兩貫錢以上，而且我讓趙度打通海路，也與它有關。銷路多了，銷量大了，跌得就會慢。但木棉司也不會長久，也許是十幾年後，也許是二十幾年後，必然取締，但那時取締性質卻是不同，雖取締了，可南方的稅務等於變相的每年又會給國家增加幾百萬貫的收益。並且未來不僅是棉被棉衣，還有棉布。這等於會造福千家萬戶。”
“那就好，”章惇鬆了一口氣。
僅是去年木棉司就給國家帶來三百多萬貫的收益，即便拋除修路車船與人力成本，收益也不會低於三百萬貫。這成了變法最大的政績。今年棉田翻了一倍。但跌得太狠，產量雖增加了，收益卻不及去年，這又是章惇不希望看到的。
“對了，京城裡有一個叫武年計程車子，寫了一本書，專門講了南方瘴癘的兇險。隨後又有人據此彈劾，說是移民不適宜嶺南水土，多中瘴癘而死。”
“這個也無妨，驛政法郵政系統）開始，書信往來，福建路與江南西路鄉紳謠傳不攻自破。但也確實會有部分人死於瘴癘之中，這多非是什麼瘴癘，而是一種蚊子傳染的瘧疾，嶺北之人初去嶺南，免役力差，還有水土不服，可能是死了極少數百姓。不過吉甫兄，你可以這麼做，抽查三兩個州的百姓每年死亡率與死亡情況，再與遷民對比，謠傳不攻自破。再者，可以讓皇城司的人盯梢住那個武年士子，再找一個藉口抓捕。”
宋朝言者無罪，僅憑著一本書是不好抓的，但想找抓的理由，大內密探開動，還會能找到的。
這個都不是關健，關健的是前面。
這時代壽命很短的，防都沒辦法防，就象這個鹽，每年就知得死多少人，但誰知道？
一個地區若是人口過於稠密，再加上兼併嚴重，每年會不知得多少百姓因為貧困而死，不一定是餓死，有病死的，還有養不活孩子，孩子生下來活活溺死的。
這都是非正常死亡，只要統計出來，便是很好的證據。
“好主意。”章惇道。
“即便有了證明，那些人還會誣陷。”呂惠卿說。
“為何？”
呂惠卿說了一件事。
王韶與李師中不和，古渭州有兩個首領隆博與託碩，兩人互相攻擊。木徵弟弟出兵助隆博。但這兩人都與王韶交情不錯，王韶想化解。即便董裕出兵王韶估計問題也不大，都準備對付木徵與整個熙河地區了，豈會怕一個小小的董裕。這才是真正的拉攏大多數，對付極小數，為以後用最小的代價收復熙河打下基礎。
李師中與王韶不和。向寶卻是李師中的人，於是向寶欲壞王韶之事，與高遵裕、張守約三人率兵，不管向寶為人如何，他也能打，更不要說張守約了。於是嘩啦啦，一二三將兩部統統平蕩，又將董裕擊敗，董裕丟下幾百具屍體狼狽地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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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算了吧。
然而樞密院發火了，說是博降託碩互相仇殺。王韶高遵裕事先不認真瞭解。後來向寶帶兵蕩滅了他們，高遵裕也去了，應當命令王韶去秦州聽旨，等候王克臣瞭解後才能做決定。
西府三相不管真相如何，卻暗藏殺機。王韶是專做蕃部工作的，事先不瞭解，那就是失職。向高二人有失誤，但有戰功。功過相抵。那麼就必須得處罰王韶。
王安石也不知道具體情況，只好說，王韶只根據偵查情況上奏。西北多山，蕃部相互仇殺，即便在二十里內也難掌握情報，他們或進或退，怎能馬上就知道呢。不能憑藉這一條給王韶定罪。
趙頊和稀泥，對曾公亮說。用向寶是為了戰，用王韶是為了和。李師中作為一方主帥，責任是節制二人。李師中的奏摺很不得體。
這樣文彥博與吳充、馮京更不滿了。
不過這時王韶更詳細的奏摺到了京城，王安石又說：“王韶上奏渭源有良田萬頃，開墾可以籌到三十萬石軍糧。”
一萬頃良田產量肯定不止三十萬石，人得要吃，不過吃餘下來的，一年也會多出三十萬石以上的軍糧，王安石並沒有誇張，後來王韶開邊，朝廷並沒有象慶曆那樣，興師動眾地從後方調運糧草。
又說：“渭源邊貿繁榮，設市易司可以為招撫籌集到不少經費，李師中並沒有否認，只是被樞密大臣譏諷後，才極力抵毀王韶，說萬頃良田是謊報，市易司貪墨。實際王高二人招撫有功，託碩部仇殺乃是安撫使李師中處置不當而引發的，責任不在王韶。”
文彥博替李師中辨護說：“邊將擱置詔命不執行，是常有的事。”
王安石說：“詔令如果無法執行，應向陛下奏請，擱置詔令豈能無罪？況且李師中無中生有，誣衊謊報，豈能饒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