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先將薛向調為淮、浙、江、湖六路發運使。
王安石哼哈二將一衙內，哼哈二將，呂惠卿，韓絳，一衙內，王雱。實際這說法也不大對，還有兩人，薛向與王韶，若沒有薛向，王安石沒那麼快將宋朝經濟扭轉過來。至於王韶作用那更不用說了。
王韶這條線王安石暫時還沒有搭上，但還有其他幾個助手，小蘇，章惇，大程，呂嘉問，這也是壽州呂家子弟，王安石好不容易爭取過來的，還有周敦頤。大程與周敦頤名頭太大了，可實際他們在政治上表現很醜陋，之所以依附王安石，全完是一個政治投機者，想上位的。
這個也無妨，實際想上位才是根本。當真為了國家命運，才跟你混啦？
有幾個人能有那高尚的情操，那麼都不用變法了。
後來一一反水，有政治問題，也有王安石問題，沒有及時給他們最想要的東東，更高的官職！
薛向南下，第一條變法開始，均輸法。
它針對的就是開封。
這是這時代最繁華的城市，相當於後世的北京與上海結合體，一是權利政治中心，二是經濟中心。不僅擔負著京城幾百萬百姓的供給，並且它還是這時代最大的中轉樞紐。
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貨物，然後再轉銷到其他各州縣，比如杭州來的貨物，到了京城脫手，但不是在京城賣，往往去了河北陝西遼國西夏。
因此相國寺北面的金帛行往往一筆交易，能達到幾十萬幾百萬貫錢。所以樊樓那一頓幾百貫幾千貫的昂貴酒宴照樣有人吃，而且五大酒樓，一到傍晚。樓樓客滿。
這些生意大部分是商人自發行為，還有一部分是朝廷干涉。以前朝廷便設立了一個發運司，將南方的柴米油鹽運到京城。然後轉銷出去，或者庫存。或者發放，並用多是民生用品。還有一處發運司，陝西三門白波發運司，這個主要調濟陝西貨物的，不常設。
然而這個發運司有一個最大的弊病，那就是職權很小，是執行機構，非是決策機構。說通俗一點。他們手中沒有主動採辦的權利，而是三司發下一道命令，上哪兒買什麼，才能去購買。關健三司官員都在京城，這個問題也不要緊，要命的是官員恥於言利，也不去做調查，憑空想像。
然後問題來了，這邊沒有貨，但三司偏要發運司去購買。導致用高價買回來，那邊有貨，三司不讓發運司購買。於是貨爛掉了都無人過問。糟糕的是在後面，因為三司官員不喜歡做調查，憑想像去下命令，調來的貨物往往京城早就有了，但沒關係，反正東南角那麼多庫房呢，於是放在庫房裡積壓、腐爛。那邊京城裡緊缺的貨物，發運司卻沒有買回，導致京城越缺就是越缺。
所以這條改革就是權利轉移與下放。
從三司手中將這個權利轉移走。進一步架空三司，這個大采購與三司無關了。全部下放到了發運司手中。
讓發運司派專人察看，京城那樣缺。那樣多，購買缺的那樣，停購多的那樣貨物，那麼運來的貨物就不會產生積壓與浪費。然後再派專人到各地察看，哪裡出產，哪裡不出產，朝廷就會以最低的價格將貨物採辦回來，並且救了百姓的急，平穩了物價。
具體就是八個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
讓開緊缺價高地區，在便宜地區購買所需物資，這叫徙貴就賤。如果多處豐收物賤，就到距離近交通便利的地區購買，這叫用近易遠。
應當還不錯的。
但為什麼掀起了那麼大風波。
漢武帝用兵財政最困難的時候，這個均輸法也救了急，起了作用，然而為什麼成了救急之策，也就是渡過危機會迅速取締了，不能長久？甚至吵得比宋朝不弱。
這裡面有一個大奧秘。
這時候也到了初秋，內藏庫經濟稍稍轉好，趙頊七湊八湊，準備湊五百萬貫，給薛向經營。
反對的人來了，先是司馬光，說了一大通，但沒有說到關節上。
他正等著，不過現在還沒有到他發力的時候……
上書的用意也不過是提醒大夥，王安石做事了，變法了，你們還不出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