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章 李 綱調任
李綱對堅持大宋傳統外交政策的固執程度超乎了趙芫的想象, 經過上回的會議之後，趙芫又召開了幾次中樞會議，但以李綱為首的幾名重要中樞大臣始終堅持對待周圍小國的朝貢賞賜貿易的政策不變。不能將支援和貿易畫等號, 支援必須處於‘恩賞’範圍。
趙芫不得不花時間重新細致研究一遍這套理論，從中尋找突破口。相關的政策大宋已經實施了百年之久，實質上形成了固定了政治+經濟+軍事的利益鏈條。對於要不要維持這套政策，其實每一任皇帝執政期間, 朝野都曾經發起過辯論。
因為大部分宋帝心裡還是想打仗的，想收回失地。一旦這麼想了，就要考慮取消以朝貢、歲幣維持的邊境安穩，反過來透過發展邊軍實力來鎮守、收複邊疆。但每次都被文官給按下去了。
原因嘛, 很簡單，每次皇帝想透過打仗來實現抱負時，就會發生‘大敗’的悲劇。有敗仗背書, 文官們提出的“以財息戰”政策的正當性、合理性便無限拔高起來。
仁宗時期, 範仲淹給算了筆賬, 供養二十萬邊防軍年耗3000萬貫, 而歲幣支出僅為其110。神宗時期，王安石推動保甲法、將兵法, 企圖改變這一政策，結果元豐四年五路伐西夏的慘敗。
根據戶部歷年文書記載, 歲幣支出在神宗朝年均約150萬貫, 而熙寧年間中央財政收入約6000萬貫。對夏戰爭年均耗2000萬貫。到了徽宗時期，雖財政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各方損耗亦不斷拉高, 這還是在沒有努力發展軍事的前提下。
實踐下來的對比在文官們的視角來看，結論：這一政策絕不能改變。
供養軍備老化的邊防軍花費都是個天文數字, 更別說要打造各部軍隊裡的騎兵隊伍。當真是在舉全國經濟支援軍隊發展。在後世，砸鍋賣鐵也要發展軍備，落後就會捱打等實踐經驗深入人心，小孩都知道強軍的重要性。可如今難就難在未來的經驗，前人不知道。
如果不是二聖北狩，如果現在登基的不是趙芫這樣能打勝仗的皇帝，那麼連全力支援發展騎兵的政策都不可能在大宋朝廷內透過。
真實的歷史上，大宋失去半壁江山，國庫被劫掠一空，蝸居江南，財政減少，每年還要賠款給外國。被逼到牆角了，朝廷才無奈支援岳家軍的騎兵建設，但燒錢燒得大宋君臣們心慌啊。
想嶽飛死的，絕不止是秦檜幾個奸臣而以。嶽飛第四次北伐，南宋軍費開支達6000萬貫，佔財政收入70，引發江南地主激烈反對。當時的參知政事範同甚至直言：“飛若成功，必增兵置戍，民力何以堪？”
《戊辰修史傳》中記載理學派官員認為“戰必亡國”，主張“存天理滅人慾”的倫理觀與“息兵養民”政策暗合。這種思想透過太學、書院滲透官僚體系，形成反戰輿論氛圍。
單從這些資料中透露出的冰山一角就能看出當時的朝堂究竟是什麼氣氛，恐怕上上下下為了錢，都會希望嶽飛死。嶽飛一死，北伐必定失敗。反過來說，文人們希望的‘穩定’‘和平’便到來了。
文官集團的理論將歲幣與軍費進行簡單數值比較，忽視地緣安全惡化帶來的長期成本。嶽飛死後，南宋為自保，被迫在江淮流域維持20萬常備軍，年均耗資4000萬貫，這時候卻沒有人出來計算花費的得失了。
趙芫雖然不清楚具體的歷史資料，但是身在朝堂中，對上下官員們的思維方式瞭解的更清晰。無非是現在把金人打跑了，失地也收複了，經營了百年的文人思想又要複闢了。雖然她登基以來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但畢竟時間太短，國家上上下下的主要構架其實仍然屬於趙佶時期的，沒有形成新的迴圈體系，很容易思想複闢。
在趙芫看來，很多文人的思維很天真，而且只求當世之穩，不求後世之功。在他們的眼中，漢武帝都不是什麼好皇帝，雖驅逐韃虜、開疆闢土，功在千秋，但罪在當代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一邊吃著漢武帝打仗帶來的萬世紅利，一邊罵著漢武帝打仗勞民傷財。
古往今來，文人論政常陷於“道德優先”的浪漫想象，忽視國際政治的叢林法則。大國崛起的核心在於能否在關鍵時間視窗完成戰略能力積累，在關鍵的視窗期一旦缺失，整個國家面臨的將是亡國滅種之禍。
顯然大宋傳統的文人缺少縱向的戰略思維，並沒有意識到亡國滅種近在眼前。這點與儒家文化的異化有著深度的關聯。階級的根深蒂固，導致思想上的異化和固化，固化後的思想反過來維護階級利益，階級則又促進思想持續異化固化。這是一套完整的‘思想利益’捆綁的鏈條，在主導精英士大夫階層前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