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放置在二層的槍械就不一樣了，已經被基地內的溼度腐蝕，估計就算有子彈就算能開不炸膛就不錯了，維修等於重做。
不過以太粒子倒是可以對其進行翻新，不過需要找到槍械的設計圖，亦或者找一個對槍械極為了解的研究員，而且子彈問題也需要解決，外殼材料倒是有辦法，就是火藥的製備需要花費一些精力。
臨城尷尬的笑了笑，“您太看的起我了，我的國家沒辦法用合法渠道購買武器，我顯然也沒辦法去國外買槍，那需要一些麻煩的手續。”
“你可以試試去二戰戰場上撿槍。”特斯拉調侃道，“運氣好，說不定可以撿輛坦克回來。”
門捷列夫抬眉，“二戰？”
特斯拉頷首，“第二次世界大戰，比一戰規模大好幾倍，波及歐洲，亞洲，非洲，太平洋地區，源自世界的經濟危機激化內外矛盾，以及兩大政治軍事集團形成。”
“死去了很多人啊。”愛因斯坦目光深邃，“好在，最終還是獲得了勝利。”
門捷列夫略顯凝重的頷首，他死於兩次世界大戰之前，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就不知曉戰爭的慘烈。
在場的科學家表情都不太好，這是一個沉重的問題。
在場的幾人都是反戰人士，就單以愛因斯坦舉例，1914年4月，愛因斯坦接受德國科學界的邀請，遷居到柏林。8月，即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他雖身居戰爭的發源地。生活在戰爭鼓吹者的包圍之中，卻堅決地表明瞭自己的反戰態度。
9月，愛因斯坦參與發起反戰團體“新祖國同盟”，在這個組織被宣佈為非法、成員大批遭受逮捕和迫害而轉入地下的情況下，愛因斯坦仍堅決參加這個組織的秘密活動。
10月，德國的科學界和文化界在軍國zy分子的操縱和煽動下，發表了“文明世界的宣言”，為德國發動的侵略戰爭辯護，鼓吹德國高於一切，全世界都應該接受“真正德國精神”。
在“宣言”上簽名的有九十三人，都是當時德國有聲望的科學家、藝術家和牧師等。就連能斯脫、倫琴、奧斯特瓦爾德、普朗克等都在上面簽了字。
當徵求愛因斯坦簽名時，他斷然拒絕了，而同時他卻毅然在反戰的《告歐洲人書》上籤上自己的名字。
宣佈：“歐洲必須聯合起來保護它的土地、人民和文化”，要開展“聲勢浩大的歐洲統一運動”，這份宣言在洪堡大學教職員工中傳閱甚廣，簽名者卻只有四人。
然而，人類唯一的歷史教訓就是忘記了歷史的教訓。不滿十年，nazi席捲德國，德國學者集體嚴重腦震盪，忘卻前朝舊事再次緊跟“元首”。
當愛因斯坦挺身反擊nazi時，許多科學家居然認為他“過激”，那時連勞鶴都對愛因斯坦說：“想成為nazi的人畢竟是少數。”
1933年3月10日，剛剛奉還德國國籍的愛因斯坦在美國宣佈：“只要我還可以選擇，我將只在具有政治自由、寬容和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停留……德國目前不具備這些條件！”
聽著幾人討論二戰，普朗克苦笑了一下，nazi橫行德國，荼毒歐洲，他們這些沉默怯懦的德國知識分子難辭其咎。
愛因斯坦似乎察覺到了身側這個多年友人的異樣，他拍了拍他的肩膀，“科學無國界，科學家卻有。科學不應該被政治所裹挾，但只要研究科學的是人，就難以逃脫那些掌權者的骯髒政治.....”
愛因斯坦雖然鄙視德國科學家的懦弱，但對於自己這位友人的行為，他卻能理解。
他相對理想化，而普朗克則更加現實，德國，是他的家，他的家人與朋友都在那裡，nazi的迫害是相當可怕的事情，普朗克無法為之冒險。
事實上，愛因斯坦自己也因為反對nazi被學校開除，他太太羅愛莎及兩個繼女均遭警察嚴厲盤查，柏林住宅被搜查，銀行存款、保險箱、遊艇和卡普特木屋被充公，如果不是他走的快，可能就要遭受nazi的迫害了。
相比於其餘沉默的科學家，普朗克至少還為了保護猶太學者而去找“元首”求過情，雖然是熱臉貼冷屁股，被幾乎以驅逐的方式趕出了元首府就是了。
“我過去一直在嘗試為我們的沉默辯解，覺得當時的nazi像一陣狂風橫掃整個國家，我們束手無策，只能像風中之樹般聽憑擺佈。”
普朗克的目光深邃。
“但正如康德《實踐理性批判》中那句擲地有聲的名言一樣——良心，就是我們自己意識到內心法庭的存在！
我不如勞鶴，我不過是個對權力納頭便拜的普通知識分子罷了。”
臨城看著普朗克，這位德國的牛頓，1918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量子論先驅，威廉皇家學會會長，德國科學界深孚眾望的偉大領袖。這位學養深厚的貴族教授溫文爾雅，平易近人，贏得上至德皇威廉二世、下至引漿賣流之徒廣泛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