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王巨敢說出來麼？
蘇轍問：“這麼說，介甫公變法是對的了？”
王巨沒有回答這個敏感的話題，而是說道：“介甫公實際不能稱為變法，而是改革，何謂祖宗家法。齊人寬民，有限度的節制武將之權，這才是真正的祖宗家法。就象章子厚所說的，無論冬天穿厚衣，夏天穿薄衣，必須穿衣服。衣是法，變的只是衣服的多少厚薄。如果說介甫公是變法，那麼祖宗家法那就不叫法，而是為道，大宋的治國之道！”
也就是王安石與王巨所做的。並不是真正違反了所謂的祖宗家法，還是調節，只是調節的幅度比較大罷了。
算不算詭辨呢？
有的大臣在沉思。
但王巨又說了一句：“諸公。臨近三月，五月端午過後，我就要去陝西了，因此現在我所說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肺腑之言。”
“這麼快？”蔡卞訝然。
“我說過六年，三年京城，三年西北，我非君子，但同樣一言。駟馬難追！三年時間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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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公，此子執政後。天下再次紛紛嚷嚷，但與王安石不同。此子頗會收買人心，危害更大。”程頤說道。
他指的紛紛嚷嚷，正是山陵灘塗湖澤的承包制度。
只要它在執行著，爭議聲與不滿聲就會繼續著。
除非兩條，王巨執政十年，能承包的山陵灘塗湖澤差不多都承包下去了，大家也接受了現狀，爭議聲也就自然消失了。可王巨那可能執政十年？
或者強行委派官員整理所有無主的山陵灘塗湖澤，不管有沒有實際的主人，只要不在各縣的田冊上，都是無主之地，全部整理出來，承包給百姓。且不說這麼做，會引起多大的抗議，同樣時間也來不及了。
總之，它是一個半吊子的變法。
不過王巨也未指望過能全面執行下去，就象唐朝的均田制，能執行多少就是多少吧。
但與王安石不同，王巨雖然用了一些嚴厲的處罰來保障各條措施的落實，不過也有恩的一面。
比如銀行司的分紅，對利民監的一再讓利，其實就是一種拉攏分化。
還有去年的三千萬，這個三千萬也算是一種紅利，但這個三千萬採辦主要就是放在了北方。
北方才是各個豪強勢力的範圍，但為何放在北方，這也是一種拉攏分化，那怕運費多一點，成本高一點，也要用這個三千萬商貨的利潤，買動部分豪強的心。
不止這三千萬，今年用金銀收回那些借條了，同時還繼續與各個商賈，實際就是各個豪強搭成一系列未來的合作意向。
因此相比於王安石的變法，王巨執政後的種種措施，爭議聲與抗議聲要小得多。
甚至因此越來越多的中立派大臣，一些溫和的保守派大臣，也繼續倒向了王巨。
範祖禹說道：“何止啊，就象京城的那個小小懷孕案，你以為是誰做的？”
資治修完了，其他幾本書也修完了，這些耆老們繼續留在洛陽不走，便到處串門了，在這些人當中，小程地位不算高的，但他在授學，有很多學生，因此在影響力上不差，所以範祖禹來到了程家所在的私塾，這才有了這番對話。
其實在王巨心中，小程之危險度僅次於司馬光的。
與理學無關，在宋朝程朱理學一直沒有形成危害，但是朱元璋亂認親戚，這才將程朱理學拿了出來，貽害了中國數百年。
小程主要貽害的就是趙煦，也就是現在的趙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