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莊據說曾是成化進士馬文的莊子，不過馬姓卻不是任丘的大姓，馬氏宗族在任丘的影響力也並不大，可見一個宗族的興起只靠一個進士還是不夠。
此刻圍坐在徐梁身邊的老人都是任丘大族的族長。
從永樂年間起，陸續有八姓人家遷徙至任丘，二百餘年生息下來，成了此間大族，正是邊、李、劉、高、郭、舒、閔、謝。這八姓大族未必出了多少進士，只是勝在舉人出得多，一直在當地保持著足夠的影響力。
國變之後，河間府淪為淪陷區，這八族淪為難民，家產被掠奪，但影響力卻仍舊還在。
在這核心的八族族長之外，還有其他家族的族長。請這些人倒也方便，因為有祠堂就有族長，認準了絕對沒跑。而且位次也好排，只要看誰家的祠堂大，就知道這族人家的影響力了。
麻煩的是那些六十歲以上的鄉中老人。他們往往地位有限，並不隸屬於某個宗族。或是外來沒有幾代，根基尚淺。或是族中沒有撐腰的宗親，立不起祠堂。只是出於尊老敬老的傳統，皇帝下鄉的時候肯定要請他們出面。地方上宿老越多，越證明政治清和，官員也有面子。就跟後世領導喜歡看紅領巾小朋友一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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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外圍才是各村的村老、農老，一直排到了亭子外圍幾圈。
在簡單的寒暄之後，徐梁步入正題，人也變得嚴肅起來：“諸位老丈，地方府縣是否照制安民休養，可曾騷擾鄉里？”
在座老人紛紛搖手道：“任丘縣與民休息，開倉濟糧，興修水利，勸農墾荒，更是清廉剛正，不貪百姓一分一厘，實乃天下數得著的好官啊。”
任丘知縣聽了，心中高興，卻臉紅到了耳根。他真不覺得自己做了什麼，只是一項項按照皇帝殿下的規劃書去做罷了。
“任丘知縣做得不錯，諸位是否也該幫襯一番？”徐梁擠出一個微笑。
眾族長一聽，以為皇帝這是開口要錢，紛紛表態：只要國家有用，要人出人，要物出物，絕不吝惜。
這也是剛經過戰亂，皇帝等於將他們從水裡撈了上來，否則哪裡肯如此光棍。
“我旁的不要，只要一條：訂立鄉規民約，各氏宗族奉行如同國法！”徐梁擲地有聲道。
一陣冷場。
邊氏族長年高德重，起身秉道：“殿下，鄙鄉原有不少鄉規民約，也都是奉行如國法的呀。”
如果將宗族視作一個個小王國，那麼這些小王國和大明一樣，有“律”和“例”兩種約束性規範。
其中“律”主要來源三本書：
首先是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此人是復聖顏回的三十五代孫，對其所處的時代影響並不大，但此書對後世影響卻是極大，真正發揚了治家之學，也是後世“家庭教育”的指導手冊和評判標準。
其次是司馬光所作《家範》，此書在仕宦之家廣為流傳，影響深遠。南宋宰相趙鼎就曾令其子孫各錄一本，以為永遠之法。
最後集大成者是朱熹的《家禮》。他在司馬光《家範》的基礎上制訂了一整套家庭禮制和禮儀規範，並與平民之家的生活、勞作規律基本一致，十分詳備，最終成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
即便在蒙元時代，這三本書也是漢族包括漢人、南人）百姓的家庭規範。在日月重開大宋天之後，理學成了國學，幾乎全天下的宗族用的就是這三本書，充其量只是改了個名字。
正因為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的極度相近，各宗族內部和各宗族之間，才能保持穩定，依靠輿論互相監督，最終形成了儒教的普世價值。
隨著新問題的出現，這些家規之中也會添入一些個性化的要求，比如要求子孫耕讀傳家不當官——這是官場失意者常常寫入家法的怨言；也有要求子孫寧為乞丐，不為倡優牙人——這是唐宋良賤制度的遺蹟，因為乞丐還是良民，而倡優則是賤民；還有的則是規定了子孫不得與某氏聯姻——這是有私怨家仇的。
這些個性化要求不會違背儒教普世價值，所以總體來說仍舊不出三大本的範疇。
至於“例”則有針對性，往往是本族與外族之間的約定。更貼切“鄉規”兩字。比如兩個宗族之間約定對某處水塘的開發利用，或是某片林木禁止砍伐，也有早晚出入走哪條道路、下地幹活衣服如何擺放不至於錯拿——耕讀傳家的農民不同於沒有“只耕不讀”的農戶，他們下地幹活前要換上勞作時的褐衣，在收工回家時再換上居家的常服。
這些看起來的確有後世地方法規的味道，但徐梁要的卻是官府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