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以非昔日之大明，傳統儒家思想教育下的君主，已經不能很好的擔任君主這個角色，便是徐梁自己也感覺到壓力頗大，所以在皇長子這個世界觀和價值觀成型的敏感時期，他絲毫不敢降低對皇長子良好的意識形態的教育。
最起碼需要讓他知道，軟弱和仁慈並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儒家計程車大夫教給他的垂拱而志，未必會讓這個國家欣欣向榮，百姓安居樂業。
他們口中的聖君，反而會讓國家亂的一團糟。
在徐梁看來，最配合東林黨的崇禎皇帝，反而是將國家治理的最差的。
徐梁記得在起居錄中看到過那麼一段對話，崇禎問劉宗周，國家破敗至此，該如何治理。
劉宗周給他的建議竟然是改善朝中的風氣，提高君主和臣僚的道德修養。
國家都崩壞到這種地步了，你告訴我提高君主的道德修養？
可見指著外界這幫士大夫，真的是不行。
徐梁認為自己責任中最為重要的一環，便是讓孩子知道，所謂的太平盛世，不需要文人雅士的評判，而是大明上下，佔據著大多數百姓的認可。
作為這個王朝的掌舵人，我們不需要一個虛榮和美名，而是實打實的東西。
這是決定一個家族榮辱興衰的關鍵。
如果絕大多數的子民都能吃得飽，穿得暖，有穩定的工作，李自成和張獻忠又怎麼會造反？
即便是有那麼兩三個有異心的人，也無法帶動周邊兒去造反。
就拿崇禎年間的奏摺來看，安塞出來的進士，告訴崇禎，這邊兒的百姓又是吃草，又是吃樹皮，最後吃土和石頭，每天仍在坑裡的死人多大數百。
這樣的國家，怎麼會不滅亡？
光指著歌功頌德有意義嗎？
可兒子卻彷彿被課業壓得抬不起頭來，整個人都麻木了許多，眼中不再有幼年時候的靈動。
徐梁幾次下令，那些給皇長子講課的老師，不要給他太多的壓力。
但是講師們也很無辜，因為皇長子是真的求學心切，總不能不讓皇長子讀書吧？
徐梁只能強行抽出時間來，命令兒子陪他騎馬、散步、打獵，看看花花草草，見識見識民生。
事實上這是很痛苦的，因為徐梁本人並不樂衷於帶孩子，皇長子也純屬敷衍。
堅持做自己的愛好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但堅持做對自己有益卻無趣的事。則是對毅力的考驗。
徐梁治國六年四月，近衛第二軍在狼居胥山、北海——貝加爾湖、烏爾格等多地留下了記功石碑，並且捐建廟宇。
在大草原上，石碑會隨著風沙變成一塊模糊不清的麻點石板，但廟宇卻會一代代傳承下去，不用擔心倒塌。
第二軍團的足跡也將由這些石碑和廟宇固定在大草原上。
同年五月，近衛第一軍抵達嘉峪關，隴軍會師，兵鋒直指哈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