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嚴從火上拿下膠，開啟個油布包，捧出一隻壞了的提琴，耐心地一塊塊黏合著。
小高問：“這也是扛在肩膀上拉的那個琴吧？”
“對，叫提琴。”
“怎麼人家那個金光鋥亮，你這個咋這麼寒磣？”
“人家那是從上海、濟南買來的，我這是找莊稼木匠比著做的。”
“唔，人家那是三八大蓋，你這是土造***！”
“不，***作戰還能用，我這個上臺不能用。那聲音像是從罈子裡發出來的，只能在平時練習用。”
“啊，你這是木頭手榴彈！”
上午她和憶嚴去洗了澡、洗了衣服，中午吃飯和全分隊的人都見了面。下午別人進行工作，讓她自由活動，她就走遍了文工團的各個角落，幾乎認識了所有的人。吃過晚飯她跟村裡的男孩子們一起玩起攻碉堡來，很快地成了全村孩子的領袖。到晚點名時，憶嚴一看那身軍裝又成了泥猴。晚上憶嚴和俞潔還要學一點提琴，叫她先睡。她點著燈一看，可著草鋪上鋪了一條鵝黃色的毛巾被。當枕頭用的小包袱上也蓋上了條雪白的毛巾。再一看自己那條連水帶泥的腿，趕緊把毛巾被疊到另一邊去，把小包袱上的毛巾也撤了，往草上一躺，合上眼就睡了。
睡得正香，有人推她，並且輕聲地喊：“小高，小高。”
她一骨碌爬起來，揉著眼問：“有情況？”
“什麼情況，我叫你收拾一下正式睡！”是俞潔的聲音。
“我不是睡得挺好嗎？還怎麼正式睡？”
“衣服也不脫？”
“穿著睡慣了。”
“怎麼把毛巾被也掀了？跟我講客氣？”
“那東西太乾淨，太好看……”
俞潔堅持要鋪上毛巾被。小高妥協了，只好也脫了那身髒衣服，拿出條被單來蓋上。可是翻來覆去總睡不著。
俞潔拉著她的手問：“你十幾啦？”
“十四。”
“爹孃全在嗎？”
“全沒了。他們都抗日，一個叫鬼子燒死在俺家裡，一個不願做俘虜自己投了河。”
俞潔嘆口氣說：“唉，可憐……”
小高抽出手，抬起身問：“你說什麼？你怎麼對我說這種屁話？”
俞潔被弄得摸不著頭腦：“怎麼，你生氣了？我沒有說什麼壞話呀！”
“你說了，你說可憐！革命同志都教育我堅決革命！都說我們家光榮，就村裡老地主才指著我後脊樑說可憐呢！”
俞潔趕緊認錯，說這個詞確實用得不當，可也真沒有壞意思。小高雖然平靜下來，可不願再和她談下去，把臉扭向一邊。
高柿兒很少和別人談她的家庭情況。倒不是談起來傷心，一談起來人們多半說些又尊敬又讚揚的話，叫她挺不自在。她想，老人家的光榮，自己拿來貼什麼金呀！
她家是個中農，哥哥比她大十五六歲，老早就在縣城師範唸書，而且在那裡秘密參加了共產黨。畢業後回到村裡教小學，就說服她爹爹在自己家成立了交通站，爹爹當了交通員。那時正是抗戰的對峙階段，來往的人員，都是頭天半夜來她家住下，第二天夜裡悄悄由她父親領走。檔案由外邊送來，再從這裡轉出，帶路、送信由老頭幹，做飯、燒茶就落在了媽媽和嫂子身上。過路的同志說些感激的話之外，總要談點抗戰的大勢、革命的道理，聽長了，燻慣了，連老太太帶兒媳婦全都有了政治覺悟，先後正式參加了工作。高柿兒雖小，耳燻目染，對交通員的一套工作全都記熟了。她喂著一條狗，叫老黃，一來了客人，她就帶著老黃坐在門口放哨。碰上情況緊，她爹為了迷惑敵人，送信時也常把她和老黃一道帶著，裝作走親戚的模樣。她已是個小幫手了，哥哥和爹爹就一本正經地對她進行政治教育和保密教育，高柿兒一一都記在心裡。
1941年冬天，她哥哥調到軍隊工作，嫂子上黨校學習，日本鬼子突然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大掃蕩。爹媽要堅持崗位，就把柿兒送到十幾裡外她姑家去躲鬼子。柿兒在姑家住了十六七天，呆不住了，吵著鬧著要回家。她姑父說：“現在掃蕩還沒完，不能回。實在要回，也等我先去探探情況，問問你爹的意思再送你回去。”她姑父除去種地還編筐，當下正是年底，怕編不完誤了生意。要再過一兩天趕完了活，才能上她家去。柿兒是任性慣了的，哪有這個耐心，不等晚飯做熟，從籃裡拿了個高粱餅子，一邊吃著一邊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