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湊巧的是剛才到李任公那裡去，他的車子也被馮先生借去了。假使在，他也會借給我坐到下關去的。
以後是不斷地在電話上的報告和對於黨國要人們的交涉。參政會的秘書處來過電話，邵力子親自來過電話，市**的負責人，交通部部長俞飛鵬都先後來過電話……而且有的不僅一次。所說的情形都不同。或者說，難民早被軍警解散了，代表已被保護，分別送進了旅館。或者說，代表們受了誤會，開始被軍警扣留了，後來已經疏通，平安無事了。就這樣一直拖延到十二時左右，又得到最惡的情報。代表們仍然被包圍在車站上的待車室裡，暴徒們從窗外跳進去，磚頭、石塊、玻璃瓶、痰盂、椅凳亂飛，代表們不僅流血，而且有的有生命的危險了。大家只好扼腕。由七點到十二點，足足有五個鐘頭。大員們的種種拖延或支吾，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義！
這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將近兩點鐘的時候，又得到較為平穩的最後的訊息。受傷的代表們由警備司令部護送到太平路的中央醫院裡去了。雖然沒有死人，然而傷勢很沉重。有人提議：應該趕快去慰問。周公問我去不去，我答應去。於是我們便分乘著兩部汽車，趕到太平路的中央醫院。
半夜已過，沒有月光，醫院的外部情形絲毫也不清楚。只知道進了大門後還轉了一些黑路，在一個空地裡停了車。一進門，就在那底層的敞廳裡看見了代表們。亂紛紛的一廳子裡都簇擁著人。
我首先看見一個人仰睡在一條長凳上，我去問，原來就是吳耀宗他連連說：我不要緊，我沒有受傷，我沒有受傷。
反過身來，在地下又看見閻寶航睡在擔架上，衣裳扯爛了，臉上和身上有好些血跡，兩眼充著血。我們握了手，但他握得還很有力氣。
馬夷老也蜷臥在側近的一條長凳上，眼睛閉著，向著凳靠的一面我沒有驚動他。
雷潔瓊也睡在地面的擔架上，左胸部的衣服上一大攤血跡（後來浦熙修女士告訴我，原來是她的鼻血流在雷女士身上的），但她的神志卻很清明。
並排著的一個擔架上睡著一位年輕的人，那便是學生代表陳震中；他的情形，一眼便使我感覺著嚴重。他是在昏睡狀態中，兩手握著向上彎屈就像小兒熟睡了的姿勢。我去摩了他的脈，微微有點熱候，脈搏快，但還平勻。
還有幾位代表坐在靠壁的長凳上，那是蕢延芳、盛丕華、包達三、張綱伯諸位。他們都沒有受傷。
鬍子嬰和羅淑章兩位，很緊張地在那兒照拂著一切。她們也沒有受傷。
有幾位憲兵站著守衛。
淑章把我朝左手引，右轉便是診病室。民主同盟的葉篤義睡在靠內壁的一張長桌上。他受了內傷，聽說吐了血。
再進是普通手術室，高集坐在正中的手術檯上，裸著上身在受兩位年青的醫生診視。身上紅一塊，紫一塊，真可以說是遍體鱗傷。頭的右角被打破了，左眼受了嚴重的打撲。兩個眼球突出而充血，臉已經有點變形。
浦熙修坐在這手術室裡的一隅，頭髮零亂，陰丹布走白邊的旗袍在胸部被撕得七零八碎。腳上的絲襪也撕爛了，鞋襪上滿醬著泥土。她在傷心地哭。
看了裡面又跑到外面，我自己什麼話也說不出來。另一位學生代表陳立復，他也沒有受傷，他把受傷者的名單開了一張給我。
在受傷與未受傷的分化中，我感覺著指導者們是煞費了苦心的。未受傷者當然也有幸而免的人在內，但受傷者平常都是比較積極的人物。這是有計劃的行為，怎麼也沒有方法掩飾。
周公對代表和記者們一一慰問了之後，又叫人去買了些牛奶和餅乾來。原來代表們從上海動身到現在，整天都沒有進食。他們得到了這些慰勞品，雖然十分菲薄，但卻表示著由衷的欣慰。
最令人銘感的是代表們受著那樣的恫脅和毆辱，卻誰也沒有吐露出不必要的牢騷不平。受了傷的固不用說，沒有受傷的差不多都上了六十歲，他們為了大家的事，在這樣炎熱的天氣奔波了一天，到半夜過都還不能安息。我的心裡感覺著十分難受。
周公和其他的人因為有別的事情先走了一步，我依然留著。有一位記者來問我的感想，我說，我沒有感想。他揣想到我不便說，於是他又拿一張名片給我，說他是《新民晚報》的記者，想解除我的警惕，但我也只好說一句完全出乎意外。實在是言語道斷的事情，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