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戈走出監獄時已經是1975年了，從1950年被捕算起，他在監獄裡整整度過了二十五年，這一年他五十五歲。
他還記得被捕的那天，是全城統一行動的，抓捕物件是舊政權的軍、警、憲、特人員。其實“肅反”運動剛剛開始時，徐金戈就知道自己在劫難逃，就憑他保密局中校軍官的身份，再加上中共地下黨員羅夢雲的死和他有直接的關係，共產黨不會輕饒他。從被捕的那一刻起，徐金戈就認命了。幹特工這行一般都沒什麼好下場，當年他的助手葉兆明是多麼優秀的一個人才，英俊瀟灑，勇氣過人，接受過嚴格的特工訓練，當年特訓班的業務尖子，精通四國語言，不少上流社會的女人一見葉兆明便不可救藥地愛上了他。這樣一個優秀的特工，才執行過兩次任務就丟了性命，真是可惜，他就是這個命，而徐金戈這條命又何嘗不是撿來的？能活到今天已經是白賺了，徐金戈知足。
多虧了方景林，如果不是他為徐金戈做證，徐金戈活不過“肅反”這一關。應該承認，方景林還是很念舊情的，為了使徐金戈能免於死刑，他做了不少工作，最終他提出的三點理由引起了辦案人員的重視：第一，徐金戈在抗日戰爭中做了一些對國家和民族有益的事；第二，在中共地下黨員方景林身份暴露的情況下，徐金戈沒有采取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說，挽救了方景林的生命；還有一點，徐金戈在北平尚未解放時主動與中共北平城工部聯絡，按政策應算起義人員，對北平的和平解放有一定的貢獻。
辦案人員承認了前兩點理由，否決了第三點，他們認為，徐金戈的起義是被迫的，當時解放軍大兵壓境，國民黨軍如驚弓之鳥，他徐金戈不起義就只有死路一條，這算不上什麼貢獻，反而有投機革命之嫌。
徐金戈最終被從寬判處了無期徒刑，一條命算是保了下來，在當時那種形勢下，方景林為徐金戈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對此，徐金戈是領情的。
徐金戈在監獄中度過了漫長的二十五年。1959年，國家宣佈對部分前國民黨戰犯實行特赦，監獄裡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無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誰知這次特赦並不包括原國民黨中下級官員，只是在原國軍高階將領中選擇了部分確有認罪表現的人實施特赦。大家空喜歡一場，免不了要發些牢騷。
“照理說，官兒越大罪過越大，怎麼把大官兒倒放了，官兒小的就該把牢底坐穿？”
監獄管教人員也向大家做工作：“彆著急，以後還會有第二批、第三批，這不是剛剛開始嗎？只要你們改造得好，人人都有機會。”
囚犯們終於安下心來，繼續改造，等著吧，總有一天會輪到我們的。這一等又是七年，到了1966年“**”開始，大家誰也不盼著出獄了。事情是明擺著的，外邊已經鬧翻了天，到處在抄家打人，別說是他們這些真正的“五類分子”，就是共產黨的高官、大學教授、京劇名角、藝術家，大部分也被打翻在地。這時囚犯們才擦著冷汗慶幸道：“老天爺，還是共產黨心疼咱，要是五九年就把弟兄們‘赦’出去，這會兒恐怕是死無葬身之地嘍，還是監獄好，簡直是個保險箱，得，這輩子哪兒也不去了，打死也不出去了，就在監獄裡養老吧。”
徐金戈父母死得早，在外面沒有任何親屬，他早已心如古井，對自己的未來不抱任何希望，也從來不做重返社會的美夢，在漫長的二十五年監獄生活中，他有很多次機會越獄逃走。那時他還年輕，憑他受過的訓練，逃出這座監獄似乎不算難事，但他放棄了這些機會，逃出去了又怎麼樣？偌大的一箇中國，哪裡不是共產黨的天下？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最終逃到了臺灣又怎麼樣？國民黨會如何對待這個“投敵”人員？就是徐金戈自己也早對國民黨政權失去了信心，他厭惡這個政權。
1975年，根據*****決議，國家決定釋放全部在押原國民黨縣團級軍政人員，徐金戈正好夠上線，他在原國軍中軍銜為中校，理所當然屬於“縣團級”。
徐金戈出獄時，全國正在“批林批孔”，報紙上總是出現一些佶屈聱牙的古文，不是桓寬的《鹽鐵論》，就是什麼“商鞅變法”“西門豹”之類的字詞，讓文化不高的老百姓們看得一頭霧水。其實，這是幾個文人出身的大人物在玩借古說今的把戲，想整倒政敵卻不能明說，就拿古人說事兒，先造輿論，從外圍入手，由表及裡，在理論上做文章，把對手搞得半夜做噩夢，惶惶不可終日，這才發出致命一擊，讓政敵在猝不及防中翻身落馬。這招數是“**”中大人物們常用的手段，用多了就變成一種固定模式，連販夫走卒都知道，一旦報紙上出現什麼古文，肯定是什麼人要倒黴了。
徐金戈由統戰部門安排了工作，考慮到他少年時讀過舊式私塾，自然熟悉古文，他被安排到區文化館“工農兵學哲學小組”任古文翻譯，工作還算清閒。
一日徐金戈路過前門大街路東的鮮魚口，他記憶中當年鮮魚口裡有個老字號的興華池澡堂，早年他曾在這個澡堂洗過澡，算起來得有三十年了，徐金戈決定進去看看那個記憶中的老澡堂還在不在。
在老北京城，鮮魚口很有名。當初運河曾流經於此，這裡是一個漕運碼頭，販賣鮮魚的地方，所以叫作鮮魚口。離這不遠處有叫三里河、水道子的地方，就證明了這一點。凡有水的地方，都曾經是興旺之地，當時鮮魚口的名聲比對面的大柵欄還要響亮。
徐金戈記得當年鮮魚口最熱鬧的地方是個小小的十字路口，路北依次是**炒肝的天興居、興華池澡堂、便宜坊烤鴨店、天成齋鞋店，路南依次是聯友照相館、黑猴百貨店和馬聚源帽店。這都是他當年常去的地方。天成齋做的雙臉布鞋，足青布面，全包鞋底，前面兩條皮臉，好看結實也不貴。黑猴百貨店裡賣的是針頭線腦，門前有個楠木做的黑猴捧著金元寶笑臉迎客，再往前走一點就是華樂戲院、正明齋餑餑鋪和長春堂藥店。
徐金戈記得抗戰勝利那年，他陪喬家才站長在華樂戲院看過京戲《挑滑車》……眼前的一切都已殘破不堪，當年的華樂戲院倒是還在，名字卻改成了“大眾劇院”，幸好興華池澡堂還沒有拆，居然還在營業，徐金戈走進澡堂買了張澡票。這是個星期一的下午，澡堂裡顧客很少，他衝了淋浴便在臥榻上躺了下來，不一會兒就迷迷糊糊睡著了。也不知睡了多久，他被一陣喧譁聲吵醒。徐金戈抬起頭看了看，見存衣櫃的另一側有幾個老人在大聲說笑，這些老人看樣子都有六七十歲了，從他們在公共場所肆無忌憚大聲吵鬧的行為上看，應該屬於底層的體力勞動者。徐金戈翻了個身，想再睡一會兒卻睡不著了，這幾個老人的嗓門實在太大，他們好像在議論“**”中的一些事。
“我說，滿世地抄家那年應該算民國多少年呀？我一算這個就犯暈，腦袋裡老想著民國曆。”
“我看出來了，您腦袋瓜兒裡盡是糨子，抄家是六六年，要按早先的民國曆算，應該是民國五十五年。”
“對，就是那年，老哥兒幾個還記得吧？那年熱鬧呀，我從虎坊橋蹬著車奔天橋去，這一路上就沒消停，到處都在抄家，砸東西，這麼高、這麼粗一鹹菜罈子愣從四樓扔下來，‘咣’一聲砸馬路牙子上啦，鹹菜湯濺出好幾丈遠。當時我還納悶，誰呀？這不抽風嗎？您抄家就抄家吧，幹嗎跟鹹菜罈子過不去？好嘛，下午我給‘全聚德’送貨，一瞅可了不得，紅衛兵愣把‘全聚德’招牌給卸下來扔火裡燒啦，敢情那仨字是錫做的，一進火裡就化了，‘全聚德’的經理正撅著屁股讓人鬥得七葷八素找不著北，紅衛兵在一邊兒數落著，烤鴨是勞動人民吃的嗎？你們怎麼專為資產階級服務？一管事兒的廚子點頭哈腰地問紅衛兵，小將，小將，您下指示，明兒個我們賣點兒什麼好？紅衛兵說，打明兒個起賣窩頭吧，您猜怎麼著，第二天‘全聚德’還真賣上窩頭了，三分錢一個，窩頭蒸得又大又暄，到底是名飯莊，窩頭蒸得都比別處地道，‘全聚德’什麼時候這麼紅火過？那長隊排的，都排到前門樓子了……”
“扯淡，這也算排隊？我告訴你，民國三十四年夏天我那輛洋車出毛病了，修車鋪說得三天才能修好，我心說了，那我這三天的飯轍怎麼辦？總不能拿根繩兒把嘴紮起來吧？咱得想轍呀，第二天我就在六部口支攤兒賣上酸梅湯了，倆大子兒一勺，街上的人一瞅見我呼啦一下子就圍上來，我左一勺右一勺，左一勺右一勺……只管低頭舀湯，等鍋見了底，我抬頭一瞧嚇了一跳，您猜怎麼著？這大隊排的，從六部口排到西四牌樓了……”
幾個老人大笑起來，一個沒了牙說話漏風的老頭兒笑罵道：“你就吹吧，站在六部口怎麼就看見西四牌樓啦？到西單路口就得朝北拐了，你那眼神兒也能拐彎兒？”
這時一個胖老頭兒下身圍著毛巾從熱氣騰騰的浴池間裡出來，朝幾個老人打招呼：“哎喲，老哥兒幾個，有日子沒見了，今兒個可得好好聊聊。”
“這不是老車軸嗎？我瞧您最近好像瘦了，怎麼回事兒？”
胖老頭兒笑呵呵地擺手道：“別提啦，說出來讓哥兒幾個笑話，家醜啊，不提啦，不提啦……”
“不行，不行，您得說說，哥兒幾個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老嫂子給您氣受啦？”
“這她倒不敢，咱在家好歹是一家之主，回了家是橫草不拿，四仰八叉往那兒一躺，老婆子上趕著給我捶腿，好吃好喝伺候著，要說日子過得也算舒坦，就是有一樣，一到晚上睡覺我就犯愁，說出來讓哥兒幾個笑話，我家老婆子總拉我幹那個，我說我不行了，我都多大歲數啦？孫子都有了，再幹那個可有點兒為老不尊，可老婆子不幹，愣是跪下來求我，我他媽……一怒之下，一腳就把老婆子從床上給踹下去啦……”
“等會兒，等會兒，我說老車軸啊，咱老嫂子今年多大歲數？”
“嘿嘿！不好意思，比我小一歲，今年七十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