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歷史留下來的東西經過沉澱,可以說都是精華部分,為了研究前人的智慧,張曉辰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在這上面。有那麼一段時間,和唐小雨的交流也變得越來越少,張曉辰隱約感覺用到這些東西的時候馬上就要到了,加上他現在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先不說地球上這亂七八糟的狀態,火星上還有如來佛祖等著他們接回來。
又一天早上,張曉辰隨便吃了點東西,做完每天的例行修煉後就開始起學習來。
他慢慢了解到先秦到漢初,子學興盛。
漢武帝以後,隨著儒家地位的上升,統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結束,諸子開始走向衰微。在諸子開始衰落的同時,道教開始興盛起來。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變;道家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始終不曾泯滅。
武帝元朔五年以後,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然諸子傳說,皆深藏於秘府,而未布諸民間。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即經、傳、諸子、詩賦),謁者陳農使求遺書於天下。
此之求書,即秦始皇“收去《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後,諸子傳記充牣中秘,郡國絕少傳書。故河平、陽朔之間,東平思王宇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白:“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正如羅焌在《諸子學述》所說,漢時諸子之書,藏在秘府,非其親近,不能與目。有欲學者,求之則不得,借之則不與。是又變私學為官學,仍襲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學之衰,謂非當日君主專制之弊,吾不信也。諸子之初興也,因週末之王綱解紐;其廢墜也,因秦制之以吏為師。自餘諸因,皆緣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學,直至近世,始有復興之機。
司馬氏說:“我們認為,餘嘉錫的說法比較切合古書實情,持論平實公允。”所以司馬氏接著說:先秦兩漢的古書,往往在父傳子、師傳弟的過程中逐漸定型,儘管定型時把祖師或某一代宗師稱為該書的撰人,但是作為貫穿了祖師“家法”的一家之學,實際上是後先相承的父子師弟的集體著作。
司馬氏說:“先秦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後人編輯而成,編輯者把跟著述者有關的史事編進書中,就像後世所編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傳、行狀、碑誌一樣。”
20世紀是簡帛文獻的大發現時期,大批漢晉木簡、簡帛佚籍大量出土。“簡帛古籍書的發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字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們對古籍,特別是年代最早的古籍的本來面目,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
當那時的人們可以親眼看到古代書籍的本來面目,有關那時書籍制度的種種疑難,透過實物獲得解決。也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籍的創作、古籍的構成、古籍的閱讀、古籍的解釋、古籍的選取和淘汰、古籍的傳播和儲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
李學勤歸納了十種在簡帛古籍對勘中值得注意的情況:佚失無存、名存實亡、後人增廣、後人修改、經過重編、合編成卷、篇章單行、異本並存、改換文字。
梁阮孝緒479—536)說:“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
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七略》蒐集宋齊以來各家藏書目《七略》《七志》等,並與官修目錄《文德殿書目》參校,總集眾家而成。諸子類歸屬於《子兵錄·道家》,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七錄》,說明南宋時此書仍有見存於世者。今僅有《七錄序》流傳至今。
南朝藏書家多有藏書目錄。南朝梁任昉編成了最早的私人藏書目錄。《梁書》卷十四《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
《七錄序》:“凡自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獻的流傳,無論內容或形態均不免發生一些變化。《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書籍,到梁代阮孝緒編定《七錄》的時候已經亡佚了552家,僅存44家。
即使《史記》,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漢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補撰,班固修《漢書》時“十篇缺,有錄無書”。
《史記》及《詩經》這種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漢、隋、唐、宋之史,皆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先秦古籍儲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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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古說之真妄者,孟子發其端,王充暢其緒,至唐劉知幾為《史通》,有疑古惑經二篇。清崔述著考信錄,竟謂戰國、秦、漢之書皆不可信矣。今考諸子學說,自前漢劉父子作《別錄》《七略》,已辯及子書之真偽。
其所謂依託者,必古人有此學說,而後人傳之口耳而著錄之。如孔子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亦口傳與公羊高,又四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前清末葉,習訓詁學者,奉爾雅為聖經;習今文學者,守公羊為寶典。
獨至諸子之出於依託或增加者,則群斥為偽書。《文史通義·詩教上》章學誠“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偽託也。
關於古籍結構的演變,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做過形象的比喻,“戰國秦漢的古書像氣體,種類和卷篇構成同後世差距很大;隋唐古書好像液體,雖然還不太穩定,但種類和構成漸趨統一;宋以後的古書則是固體,一切定型,變化多屬謄寫或翻刻之誤”。
熊鐵基在《劉向校書詳析》說:後世流傳乃至我們今日看到的西漢及其以前的古書,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書名都是劉向他們校定的。當時幾乎所有的圖書都經過了他們的理解、認定乃至改造,當然免不了打上時代的烙印。
而經過歷史發展,尤其是秦漢以後,隨著儒家學說主導地位的確立,諸子思想被視為異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沒不傳。流傳至今的只有20餘種,如《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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