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一聯想起來，當時能夠對抗玄陰雷霆之力的銘文，或許其中與另外的某種秘力有所聯絡才對，才會形成涇渭分明的局面。
或許，正是自己具備了玄陰雷霆之力，才能夠獲得這枚銘文的青睞。
即便我身上的銘文是盤蛇飛虎，同劉子曦所講述的那枚銘文，其實還有著細微的差距，但這也無法抹殺二者同根同源的底細。
不過，從圖案來看，雙方截然相反，沒有一點共通之處，不過，就風格來說，已經相差無幾了。
難怪，劉子曦會一眼認錯。事實上，從劉子曦的話語之中，趙若竹已經瞭解到了部分關於銘文的來源，也寄託希望於能夠從調查那枚王庭的獅身人面像上面，搞清楚她身上的銘文由來。
事實上，自戰國早期開始，銘文的工藝，就從簡單到繁複。
尤其是當世所看到的這一級的銘文，往往只出現在田氏代齊以來的青銅器裡面，而得意維繼了許多的歲月，沒有消失在歷史的煙雲之中。
不過，許多珍貴的銘文，一直到了戰國的中期才隨處可見。反而另外幾國的傳承器物裡面，到沒有挖掘出來多少。
正常來說，用的著銘文的地方，並不會太多，普通的銅容器表面基本上只是十分簡單的記載了鑄器的重要原因以及器的主人，包括了大量的王公侯的政績。
而廣泛的應用了銘文的主體人物，就要說道田氏代齊後的三位主人公，分別是凱旋侯、太息公、咒世主。由他們牽頭，後世的君主才主要以青銅器記載政績和誇耀武力。
否則的話，在此之前，青銅器的存在主要是祭祀神明，以及歌頌神明光輝的一種重要載器。
這一點，也不得不說是春秋時期以來，禮崩樂壞所引發的最直接禍端!
尤其是戰國中期以來，隨著君主首腦們的集權政治，又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上層社會對於兵器，以及度量衡所深刻影響著的手工業，進行了進一步的權力控制。
正是憑藉著此舉，使銘文的載體獲得了空前絕後的發展，尤其是在種類和器材的擇選上面，不同種類的器材融合之中，獲得了極大的拓展。
同樣在這個時代，在銘文裡面開始出現了“物勒工名”為首的《札記月令》裡面的記載的主要內容。
作為銘文再提的青銅器，最主要是記載了大量負責監製青銅器者的官職名號、工長名與直接鑄作器物的工匠名，這也算是一種匠人的宣傳手段，以及在一定程度上面，對青銅器質量的某種評估。
畢竟，往往青銅器鑄造者的團隊越豪華，越是能夠說明這一青銅器相比其他普通的青銅器的質量優越、效能可靠。
不過，在趙若竹看來，這樣的一枚銘文，不一定是鑄造於青銅器表面的繪刻，也有可能是其他，諸如金銀鐵之類的器皿的代表與象徵。
當然，這一切的猜測可能還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