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盯梢馬北一的母親。
第二天，我們一早就開車過去，在小區樓下盯了他媽兩天。這兩天母親每天下午2點都會去農貿市場買菜買水果。每晚6:30都會準時下樓，和樓下的大爺大媽們一起跳廣場舞，一直跳到8:30。
掌握了馬北一母親的行動規律後，第三天晚上6:30，我和周庸叫上私家偵探老孔，趁馬北一的母親下樓跳舞，溜上樓開了鎖，讓老孔在客廳和臥室裡安了八個針孔攝像頭和兩個監聽裝置，並除錯了一遍。
廣場舞結束之前，我們迅速撤回了路邊的車裡，實時監控情況。
兩天過去，馬北一的母親並未和馬北一有任何形式的聯絡，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看看電視、跳跳舞。10月25日中午，終於出現了一點兒變化，一個女人敲門，送上了一個包裹。
周庸讓我猜是不是馬北一郵過來的。我說：“我不猜，看看就知道了。”
老孔是器材大師，安裝的針孔攝像，基本能保證在客廳和臥室沒什麼死角。因此我和周庸清晰地看到——她從包裹裡拿出了一沓又一沓的錢，沒有大票，全都是二十元和十元的紙幣。
周庸問我人民幣能郵寄嗎？
我說不允許，人民幣屬於快遞違禁品，但一般郵了都沒事。因為很少有快遞公司在郵寄之前檢查。
我們正討論著錢是不是馬北一郵的，上面有沒有什麼暗號之類的資訊時，馬北一的母親往包裡放了幾沓錢，出門了。
我和周庸等著他的母親走出小區大門，開車跟了上去。她步行去了附近的菜市場，逛了一會兒，買了點菜後，在一個水果攤停了半天，買了許多水果，然後打車走了。
我讓周庸開車跟著她，自己跑到馬北一的母親剛才買水果的攤位，掏出兩張一百元：“大姐，能幫我換點零錢嗎？就要十元或二十元的。”
她說行，接過我的一百元紙幣對光照了照，然後拿出了剛剛馬北一母親交錢時所用的二十元和十元的紙幣。
我拿著九張二十元和兩張十元，反覆仔細地觀看，上面並沒有暗號之類的。又看了一會兒，我終於發現了一點不對。所有二十元的錢號都一樣，兩張十元的錢號也一樣——這十一張錢都是假鈔！
這時周庸打來電話，說馬北一的母親到家了，問用不用來接我。
我說：“你來吧，正好這旁邊有家火鍋店，咱倆先吃口飯。”
周庸到了後，我們倆在店裡點了個辣鍋。我告訴他那一包裹錢應該都是假鈔時，周庸很驚訝，問我真的假的。
我說：“錯不了，錢的錢號都是一樣的，而且她專門挑沒有點鈔機的一家水果攤買東西，這樣就不會有人特意去看小面額錢幣的真假。”
我們都有個固有印象，就是假鈔一定是五十元、一百元的大鈔，小面額的鈔票不可能有假的，所以絕不會去看。其實這是不好的行為，因為現在市場上小額假鈔也逐漸多了起來。
周庸點點頭：“這也太難發現了，正常人誰能注意到錢號是一樣的。”
我說：“不僅是號一樣，這錢聽著也有點問題。”真鈔聲音是比較清脆的，假幣的紙張比較柔軟，用手彈的話它的聲音是發悶的，用真錢對比著一彈就能聽出來！
擺在我和周庸面前的有個疑問。這些假鈔是馬北一的母親自己買的，還是別人給她的？和馬北一到底有沒有關係？我們決定繼續盯梢，再有人給她送快件時，攔住快遞員，看能不能查到郵件是從哪兒寄出來的。
第三天，上次送包裹的那個女快遞員又出現了，還是給馬北一母親送了一個包裹，裡面仍然是二十元和十元的假鈔，兩人說了幾句後，女快遞員就出了門。
我和周庸坐在車裡，看著她從小區走出來，剛想下車攔住她，卻發現她並不是騎著快遞員的運送車來的——她騎的是一輛私家摩托車。
周庸：“徐哥，這姑娘好像不是送快遞的。”
我點點頭：“咱們跟上去。”
開車跟著騎摩托的姑娘，一路向北，在快到郊區的地方，姑娘停下車加油。周庸奇怪：“中間那麼多加油站她怎麼不加，跑這兒來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