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沒那閒功夫跟市川討論人生觀的分歧，趕緊岔開話題，道：“多謝您的勸誡，我一定牢記在心。其實我過來，是有事情向您請教。”
“哦？請講。”
“我前不久製作完成了一部電影，可由於某些原因，它不能在國內上映。”
“能說說內容麼？”
“就是講，講幾個女同性戀，愛來愛去，最後死了的故事。”
這貨舌頭都打轉了，實在裝不了日本風，換了賊溜的大白話，道：“我就想把它送到國外參展，萬一得個獎啥的，也能賣個好價錢。但這裡面的東西，什麼規則啊，發行啊，我又不太懂……”
沒等他說完，市川已知曉意思，笑著擺擺手，清洗了下小茶壺，重新沏好。隔著方桌，正襟端坐，擺出副傳道授業的架勢。
……
從九十年代初，往後推二十年，大陸的電影人一直都有個誤區。就是，只要自己的電影在國外拿獎，那肯定不愁海外發行了，各大片商準保哭啊喊啊的求著買版權。
褚青當然也這麼想的，結果市川的第一句話，就讓他心涼了半截：“不要盲目熱衷電影節！”
“曾經有中國的製片人來找我，說他們的電影去過三個海外影展，問我有沒有興趣做發行，我拒絕了。”
市川滿臉的不可理喻，道：“一部電影，已經去過三個國際電影節了。我們很難想象，如何做它的下一步推廣。而且，我們公司只是二級的發行方，還要找歐洲本土的合夥人，選擇權本就不大，那為什麼不選些新鮮的電影呢？”
他用了特有意思的形容詞，新鮮。
市川是個非常好的老師，沒有講具體的操作手法，那樣會干擾到對方的判斷，他只重點說了目前的形勢和狀況：
首先，參加電影節，不過是種宣傳手段，就為了一鳴驚人，擴大影響力。如果起不到這個作用，那乾脆不要去。
尤其那些鄉下的小影展，除了能給你的護照刷刷蓋章數量，對影片宣傳沒有任何效果。
其次，是片商，也分三六九等。
最俗咖的，只會圍著大導大片溜鬚拍馬，搶著分湯；而真正有眼光的，並非是看獎買片，他們注重的還屬電影本身，分析它的市場潛力，然後低調吃肉。
比如《小武》，首映的第二天，便有家法國公司來談。那會只是反響好，還沒有得獎，可人家就覺得不錯，相中了。
再比如《站臺》，資金主要來自法國，日本，還有義大利的少部分。這幾個地區有比較強大的藝術電影市場，根本不愁發行。
具體像日本，市川所屬的TMARK公司，把國內國外的渠道做得很成熟了。來威尼斯之前，他們已經預賣掉了《站臺》的版權，包括一家電視臺，以及一家出版公司，商業上非常成功。
所以市川的心態極其輕鬆，跟賈璋柯相同，是抱著某種雄心來參展的，不為錢，而是為了讓電影節知道，有《站臺》這麼一部新的，創造性的作品出現了。
褚青聽到最後，乾脆借了個小本子，拿筆記著。
他講的東西，是在電影的全部運作流程中最高階別的那種，屬於另一層次的領域，直接面對市場。
算是聽明白了吧，自己歸納歸納，也鼓搗出三點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