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裡，往往是以第一人稱為敘述者，有時候，“我”這個人，相當耐人尋味。
《長夜》開局第一句：“事情的開始往往就預示著結局……那是我常聽人們引用的。”這一句類似《百年孤獨》著名的起句：“許多年之後，面對行刑隊，奧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將會回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這是說命運的旨意，人只能隨波逐流。一股哀傷升起來，有什麼事情在無可拯救地往下走去，什麼事情呢？“它是一個愛情故事，我發誓——”這也是奇怪的，有什麼需要發誓的，誰又會懷疑，“我”急切所要辯護的是什麼？一種不幸的預感在逐漸加強。事情按著既定的路線進行——“我”在房產銷售廣告牌上看見“塔城”這名字，此時此刻，“一片烏雲遮住了太陽”，這是一個壞兆頭。可是，不是已經說過，事情不可逆轉，只能往下走了。然後，那位先知般的老人出場了——很微妙的，“我仍然能看到那位老人古怪的表情，儘管他從側面看我。”似乎是，無論時間還是空間，“我”都處在一個全視的角度看著事態的發生和發展，“我”究竟在哪裡？在已經發生過並且結束了的終局，那就是命運。可在敘述裡，一切尚未揭曉。老人的話，很像讖語，他告訴“我”，人們都叫“塔城”這地方為“吉卜賽營地”，傳聞說這裡曾是吉卜賽人的領地，後來吉卜賽人卻被趕走，走之前，下了咒語。從此，這地方就成了事故多發地帶，公路上汽車失事，採石場上石頭壓死人。離開老人，“我”又遇見一個黑頭髮高個子的老太婆，她也有著巫師般的表情。她的話更直接了，她說：“別與它有瓜葛，年輕人，聽我的，忘掉它。”她還替“我”看手相，手相顯示出凶兆——“如果你知道什麼對你有利的話，你現在就離開這兒——吉卜賽營地。”可是，當然，“我”沒聽她的，因為一切必將發生，或者是已經發生。
“我”——邁克爾•羅傑斯，二十二歲；精通汽車；去過愛爾蘭，在那裡養馬；差點兒和販毒集團沾上，又幸運地脫身；做過小旅館服務生，海濱救生員，推銷百科全書、吸塵器，等等。總之，“我”的生活是動盪的，而且，有一點危險。說白了，“我”是個窮小子，沒有好的出身，沒受過好的教育，也沒有好運氣。可是，這並不妨礙“我”有高尚的鑑賞力。“我”喜歡好東西，好品位的鞋，前衛的抽象畫，還有，有歷史感的老宅子——就和所有輕浮的年輕人一樣的臭毛病，不踏實，好高騖遠，精神不穩定，常有危機，但大多數人一旦走出這個年齡段，會安靜下來，接受生活的教育，矯正行為，歸入正常的人群。這類人中間，也會有馬普爾小姐所預言過的那種——“我知道他不能拯救他自己……當然，最重要的是希望他將會遇到一個真正善良的姑娘。”似乎“我”正是那種人，因為機遇真的送給“我”一個好姑娘，埃利。
埃利是誰？是那一個階層的姑娘，可是，並非人們所以為的那麼幸福，而是“一個可憐的貴族小姐”——我們在哪裡聽說過這樣的說法？是在《馬普爾小姐探案》中的“看房人之謎”裡面，回頭的浪子哈瑞帶了新婚妻子歸來，馬普爾小姐對小新娘的印象是“可憐的富有的小姑娘”。這不是指某一個人，而是某一種型別。埃利雖然有錢，可卻是個孤兒，又是在那樣的階層，社會交往實際很有限。她沒有朋友，只有一個女伴——格里塔，格里塔成了她的知己。像埃利這樣的女孩，多半是無能的，那麼，格里塔自會替她張羅一切。因為是在一個長篇的篇幅裡，埃利這個“可憐的貴族小姐”，就要比“看房人之謎”裡的那一個，內容要詳實許多，她很是讓“我”開了眼界。當“我”聽埃利說，她已經將吉卜賽營地買下來，不由十分驚訝——“溫柔而膽怯的埃利竟然談論這樣的商業買賣知識，並且對此充滿信心”。“我”不會懂得，在那樣的有產階級家庭裡，財政名詞就是投資、增值、減稅、信託資產，而不是柴米人家裡的水費、電費、菜錢、油錢。這些複雜的庶務其實是在抽象的智慧層面上進行，不是像底層的社會，一切奮鬥都是身體力行，在感官上印下深刻的烙痕，很快就遍體鱗傷。而埃利身心完好，她保持了性格的純良，她甚至比應當同病相憐的人更有同情心。這就是命運的不公平，它將什麼都給了一方，卻剝奪另一方。“我”走進埃利的世界，真正瞭解了富人的生活，它並不如“我”想象的那樣窮極奢華——“相反，一切都很單純”。因為什麼都不會阻止你去得到，所以你的佔有慾反而不強烈了。但是，“我”還需要學習，學習這種昂貴的“單純”。
現在應該來說說格里塔這個人了。度過蜜月旅行後，“我”和格里塔見面了。“我”說：“很高興終於見到你，格里塔。”這句話很微妙，這裡盡是微妙的東西。接著，埃利說了一句話：“你知道，如果不是格里塔，我們根本不可能結婚。”這一句誠實的感激將會奇怪地得到證明。之後，“我”與埃利有一段關於格里塔的對話，埃利問“我”是喜歡還是不喜歡格里塔，“我”的回答很含糊，令埃利起疑，因為——“你對她說話時看也不看她的緣故”。當埃利瞞著“我”，去接來“我”的母親，一位為了兒子，拼命工作，幾乎磨穿十指的女人。母親看見了他們的生活，臨別前問起格里塔是誰，然後含蓄地說了一句：“已婚夫婦剛剛開始生活的時候最好單獨在一起。”他母親也是具有先知的能力，但不是出於巫術，而是經驗。
新婚的日子很幸福，可是，“我”無端地戰慄起來，“忽然覺得好像有人在我的墳上走”，埃利接過去說：“一隻鵝正在我的墳上走過，這才是原話，對嗎？”果然，是埃利的“墳”，而不是“我”的。埃利的死法與“看房人之謎”裡的“富有的可憐的小姑娘”一樣，墜馬身亡，同樣都是在詛咒的恐懼裡。“富有的可憐的小姑娘”是受看房人詛咒，埃利則是——那個黑頭髮高個子的女人，兩人同樣都是由某人指使，收某人的錢。我們可將“看房人之謎”看作是《長夜》的前身，但情形已經大變，兇手“我”比兇手哈瑞處境複雜得多，前面那一句起誓——“它是一個愛情故事”，是指“我”和格里塔，還是“我”和埃利？埃利曾經說過一句話，似乎木知木覺的人同時都是先知先覺，埃利的話總是無意間擊中事實——“彷彿你很愛我”，接下來是——“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確實愛她。我本來應該愛她的，她那麼甜美。埃利，溫馨甜蜜。”可是，事情早已經決定了，不會有另外的可能，那是出於一個執著的意志，“我”一定要去做，而且已經做了，任何人都無法阻止——“可能除了我自己”。母親說：“我非常努力地想確保你平安無事。我失敗了。”“我”的回答是——“這不是您的錯。我選擇了自己要走的路。”可是，“我”確實沒想到，會有一些意外發生，我說的意外不是指早有人看見過“我”和格里塔手挽手，完全像一對戀人，走在德國漢堡的大街上；我的意思是埃利——“格里塔根本無足輕重，甚至我那漂亮的房子也無足輕重，只有埃利……可埃利再也看不到我了。”
這就是作為罪犯自述中的“我”，他確實處境為難，從技術上看，難度在於如何保持懸念。“我”必須陳述現象，卻不能透露事實。這當然是不自然的，是一個明顯的騙局。可探案小說肯定是造假的藝術，不必像現實主義小說那麼認真地對自然性負責，它的真實只在於敘述本身的合理度，就是說，要組織周密，不能露馬腳。我想它的誠實原則是“我”可以不說，但不能說謊，而且，必須將敘述堅持到底。那麼，說什麼，就成為最微妙的事情。這是對故事趣味而言的說法，在另一方面，由於犯罪者的主觀身份，敘述裡必定具有更多心理的內容。波洛在《尼羅河上的慘案》裡說過，“兇手是需要想象力，偵探則尋找真相”，因此，罪犯的內心活動其實更復雜，這就與人性有涉了。《長夜》裡的“我”，其實也是《尼羅河上的慘案》的西蒙，可是，我們對西蒙瞭解得不多，而這裡，“我”的哀悼之情瀰漫了整個事件的首尾，令人痛楚。
《羅傑•艾克羅伊德謀殺案》裡的“我”，詹姆斯•謝潑德，一名鄉村醫生，中年，單身，和同樣單身的姐姐一起生活。他們居住的村子叫金艾博特，應當是與馬普爾小姐的聖瑪麗米德村差不多，離它最近的大城鎮是克蘭切斯特，距離是九英里。金艾博特通火車，就有火車站，一個小郵電所，兩個百貨公司。大多數人在年輕的時候去到外面世界打拼天下，餘下的人都已經上了歲數。在金艾博特村裡，有兩幢大宅子，也就是說，有兩戶人家稱得上淵源世家，一幢叫“金帕多克”，一幢叫“弗恩利大院”——後來的謀殺案事發現場。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小地方，鄉村醫生是接近牧師樣的人，牧師撫慰靈魂的困苦，醫生則解救肉身的疾痛——擔當起上帝的另一半職責。像聖瑪麗米德的海多克醫生，他曾經很通人情地給馬普爾小姐開出一副藥方，就是一樁謀殺案，他知道如何對付各種不同的病人。他在那小村子裡服務了一輩子，陪伴著村民度過生老病死，自己也從中獲得安寧。俄國屠格涅夫有一篇小說，《縣城的醫生》，寫一個少女在臨終時，抓住最後的時間愛上醫生，這就是那類活動在歐洲腹地的舊式的醫生，他們都已經超越治病的範疇，去對靈魂負責任了。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鄉村醫生又是過著沉悶的生活，他們雖然受人尊敬，但是收入有限，事業呢，倘若沒有虔誠的犧牲的觀念，就也談不上遠大。法國作家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裡的包法利醫生，在他夫人的眼睛裡，就是一個沒出息的男人。為了使自己的婚姻合乎夢想，包法利夫人不是嘗試著提升包法利先生，而是鼓動他去進行那場大膽又荒唐的手術，給客棧裡的馬伕矯治馬蹄足，結果當然是慘敗。在馬普爾小姐主持偵破的《命案目睹記》裡，罪犯就是鄉村醫生——這個醫生的生活裡，還有著少許浪漫經驗，他曾經和一個法國劇團的龍套演員戀愛，這段浪漫史從某種方面也說明鄉村醫生實在是缺乏機會的，這樁心血來潮式的婚姻為他種下了苦果，因為後來他遇到了一個正經的婚姻物件，品格高尚而又富有的繼承人埃瑪小姐。在金艾博特行醫的“我”，卻似乎更少機會，財運也不好，他做了一點小小的投機生意，西澳大利亞金礦股票，結果血本無歸。我相信他一直耐心地等待，時間在等待中流過。人到中年，生活還是原樣，和姐姐一同住著父母留下的舊宅，在村子及周邊地區行醫，出入於那些饒舌的女人和不得意的男人中間。他不像《長夜》裡那個年輕的“我”，充滿著野心，他已經走過人生的發軔階段，原先就沒什麼聲色，如今更加沉寂下來。他的自述相當平靜，難得流露心情，從這點看，他也是要比《長夜》裡的年輕人老練，到底是經歷過人生的人。他將自己藏得那麼深，但依然可靠地敘述了事實。當然，有一些事情他可以不說，用波洛的說法——波洛讀過他的記錄手稿之後，向他說——“我向你祝賀——為你的謙虛表示祝賀！”然後再說：“也為你的隱匿手法表示祝賀。”
他對自己的記述也是得意的，自認為值得表揚的地方有兩處，都是羅傑•艾克羅伊德被謀殺當晚的描寫。一處是他離開羅傑•艾克羅伊德的時候——“信是八點四十分送來的。我八點五十分離開了他，信仍然未讀。”他說：“這一切都是事實，但如果我在第一個句子後面加上幾點省略號，情況又會如何呢？是否有人對這十分鐘的空白時間裡我所做的事表示懷疑呢？”這是一處。第二處是謀殺現場被發現，管家去打電話報警時候，“我做了點我必須做的事。”他很為文稿中的謹慎措辭滿意。事實上，他真的很謙虛，這樣含蓄又誠實地敘述事實還有很多處。比如，一開篇，他從弗拉爾斯太太自殺的家中回來，在前廳脫衣帽時，他寫了這麼一句話：“我確實無法預料，但我有一種預感，震撼人心的時刻即將到來。”我敢說，在這個鄉村醫生平淡的一生中，“羅傑•艾克羅伊德謀殺案”可說是唯一的“震撼人心”。他記錄這樁謀殺案時，多少帶有著一種成就感，當然，沮喪的情緒偶有流露，雖只是一句兩句，但分量卻很沉重。比如謀殺案發生的次日早晨，聽到死者羅傑•艾克羅伊德先生的秘書雷蒙德用輕鬆的口氣談論案子，醫生不由感慨地寫道：“就我來說，我早就失去了從悲哀中迅速恢復愉快的能力”。這句話包含著人生的灰暗。
他的處境是要比《長夜》中那小子艱難得多，那小子敘述的重點在如何實施犯罪計劃，最後的暴露只是在一瞬間，這個難堪的時刻猝不及防地發生，然後結束。然而在鄉村醫生，這卻是漫長的過程。他在一夜之間便完成了謀殺計劃，餘下的，全是在對付波洛，可他鎮定自若。但是我想，當死者，羅傑•艾克羅伊德先生的侄女兒弗洛拉要求他引她晉拜新搬來的鄰居，就是大名鼎鼎的犯罪學家波洛先生，“我”，醫生，一定是面臨著一個極其尷尬的處境，但他依然很鎮靜。他以那種替對方著想的口氣說：“親愛的弗洛拉，你能肯定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真相嗎？”這話裡含有的暗示是，真相是你弗洛拉不願意看到的，是你的表兄拉爾夫•佩頓犯下的事——醫生可是要比那小流氓狡猾得多，那傢伙是個壞料，天生的利己主義；而醫生是受過道德的教化，他的惡意裡積蓄著人生的失意感。他不像《長夜》裡那孩子，一心要追求幸福，雖然並不知道什麼才是幸福；醫生則已經斷定，他和幸福無緣。因此，他能夠如此平靜地犯罪。但是，有一點他控制得不夠好，就是他對案件過分的關切——波洛說：“你肯定是仁慈的上帝派來替代我的朋友黑斯廷斯的，我發現你跟我形影不離，總是在我身邊。”醫生的回答是：“你要知道，我這一生過的都是乏味守舊的生活，乾的都是平庸枯燥的瑣事。”這話不可不謂真情，醫生從未正面評價過自己的生活，只是言辭中流露出倦意，和《長夜》那小子多麼不同，那一個，壞也壞得生氣勃勃。整個過程中，只有一次，醫生突然情緒高漲，那是在麻將桌上——“這時我簡直無法抑制內心的興奮，我曾聽別人說起過天和——拿起牌就和了，但我從沒想到自己打牌也會天和。”據文中說，這種“天和”之說來自於“上海俱樂部”——那一定是英國殖民上海的上上世紀末及上世紀初，牌一上手就是一副完整的和局，這種機率極其之低，好比中頭彩。醫生如此欣喜，這個天降好運鼓舞了他，要知道，他可是個黴運的人！俗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醫生總是該做的都做了，卻總也不成。現在好了，老天終於顧恤到他了。
生活真的很艱難，在前一個階段，波洛總來找他談案子，當然也是他希望的，但這實在是一場考驗，考驗人的心理和頭腦。這也是波洛的方法之一，那就是談話。在《ABC謀殺案》裡，他說過：“透過反覆談論，多餘的細節就必定會呈現出來”，他還說：“對任何想藏匿的人來說，沒有任何東西比談話更危險”。所以，這就要格外的小心。波洛說：“與案件有關的人都隱瞞了一些東西。”醫生笑著問：“我也隱瞞了嗎？”波洛說：“我想你也有事瞞著。”“那麼是——”“有關佩頓這位年輕人的事，你是否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了呢？”這句話大有深意，字面上是醫生你僅是為“佩頓”掩飾嫌疑，底下——要知道，說這話的不是別人，而是波洛——底下的意思很可能是，醫生你到底對“佩頓這位年輕人”做了什麼手腳。對這個狡黠的問題，醫生“我”應付的也不壞，他做出一種有意掩飾窘狀的樣子，慌亂地轉移了話題，請波洛先生談談關於“爐火”意味著什麼，而波洛便也順水推舟放下了那個敏感的話題。這是在事情的前半段，波洛讓醫生充當了“華生”或者黑斯廷斯的角色，而後半截——“我們便分道揚鑣，各幹各的事”，他不必和波洛搞腦子了，可情形卻似乎更加令人不安。波洛在做什麼呢？醫生只能在麻將桌上聽人談起一點波洛的動作，就在這時，得一副“天和”，命運開始青睞醫生。可這青睞的媚眼裡似乎又藏著陷阱，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沒有什麼能逃得過赫爾克里•波洛的眼睛”。醫生回顧所作所為，自己覺得計劃還是不錯的，當然有一些小紕漏，卻也於大局無礙，要是波洛不出現的話——醫生最後一句話是——“如果赫爾克里•波洛沒有隱退到這裡來種南瓜就好了。”這個鄉村醫生黯然無光的一生中，能與波洛交上手，哪怕是輸了，也雖敗猶榮。
由犯罪當事人主述案件過程，他們的性格便到了前臺，成為比客觀事實更重要的動機，這符合波洛，也符合馬普爾小姐的人性原則。他們都認為，人性的因素是犯罪的第一要件，誰又能比罪犯自己提供出更多隱秘的人性呢？但這確實是一個危險的敘事角度，它太大限度地使用了虛構的功能，多少有些筆走偏鋒，稍有不慎，就會穿幫，必須謹思密行，小心著來。所以，在阿加莎•克里斯蒂，這一類敘述只佔極少數，偶爾為之而已。
六、黃金時代
前邊我曾說過，我缺乏有關阿加莎•克里斯蒂個人的資料，從某一方面來說，我也並不以為十分需要。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本身，已自成一體，具備了起承轉合的過程。我就想，倘是以波洛、馬普爾小姐、貝雷斯福德夫婦為這個阿加莎•克里斯蒂家族裡的主要成員，那麼，是否可以認為，起源和歸結已經講述過了？現在，就要進入這家族最興隆的階段——黃金時代。這也是全劇的**，華彩篇章，這個華麗家族，在此走向全面的輝煌。我將那些最精彩的事蹟列於此，光芒四射。它們通常都有著精緻與和諧的圖案性，而在邏輯圖案的底下，則有著充沛的人性；是人性的運動規劃了圖案的經緯線，流利的線條又使人性煥發絢爛的色彩。圖案和人性在不同情景下處於不同位置。有時候，前者是顯性的，就是大偵探波洛天賦的本能，只消身子往後一仰，閉上眼睛，便可看見的對稱性、平衡感、合理的秩序，像拼圖一樣，每一塊就嵌在應該在的地方。還有時候，後者是顯學，好比波洛在《葬禮之後》裡說的：“由於這件事情裡證據不如人多——那麼我就得專門同人打交道。”最為極端的情形，我以為是《啤酒謀殺案》。案子發生在十六年前，十六年的時間過去了，當時的轟動煙消雲散，細節已經變成案卷裡的枯燥的文字，人的記憶對客觀事物總是不可靠的，然而感情卻有著強烈的滲透力，它洇染在某些看似無關的印象裡，可保持許久。這個案子，如何從塵封的記憶中重新挖掘出來真相，依憑的就是這個——感情。
當波洛接受當事人委託，著手調查這樁陳年積案，拜訪當時的被告律師蒙塔古•德普利奇爵士，這位著名的王室法律顧問，記憶猶新的是他的委託人。“那個女人很有魅力”，她的情態在十六年後還能夠呼之欲出——“我甚至想判罪對她來說是一種解脫。她毫不畏懼，一點也不緊張，只想審判早一點結束。”他很遺憾地承認，她無疑就是兇手。原告律師，皇家法律顧問昆廷•福格當然更有理由認為被告有罪。他，當年胸懷抱負的小夥子，現如今已經長成為淡泊又固執的中年人，卻還對被告懷有深刻的印象，他至今相信——“卡羅琳•克雷爾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永遠忘不了她。”長期受僱於克雷爾家族，處理日常法律問題的“喬納森律師事務所”的書記員埃德蒙茲，一個謹慎的法律工作者，他承認沒有任何證據可為卡羅琳•克雷爾謀殺丈夫開脫，可是他說：“我崇拜克雷爾夫人。不管她幹了些什麼，她都是個淑女！”至於律師事務所的老闆，凱萊布•喬納森先生，一個老紳士，在他漫長的歲月裡攢足了人生經驗，是俗話“薑還是老的辣”裡的老薑，波洛和他才算得是搭上了話，只幾個來回，他就指出——“波洛先生，不過你像是對性格感興趣。”於是，他也有了談話的興趣。喬納森先生不像那幾位易動感情，那時他們還都是年輕人，他能夠保持冷靜，他描述卡羅琳在法庭上的表現是——“無法勝任為她安排的角色，她可不會演戲。”但當談起那個插足克雷爾夫婦，因而引起悲劇的謀殺案的模特兒埃爾莎•格里爾，老頭兒卻奇異地難以自禁，他沒有如通常那樣稱她作“無恥的爛貨”“狐狸精”“罪魁禍首”，而是懷了無限的感慨提到“青春”這個字眼。他說：“也許因為我老了，可是，波洛先生，我覺得年輕人沒有城府，有時把我感動得落淚。年輕人如此脆弱。如此放蕩不羈——如此地自以為是，如此慷慨，如此煞費苦心。”——事情過去了那麼久，什麼痕跡都消失了，可人的情感依然是激越的。多麼主觀啊！可是這就是波洛要的，當他請菲利普•布萊克，事發時間的在場者之一，請他寫下當時的情景，菲利普•布萊克覺得多餘，警察的卷宗一定寫得更準確，波洛說：“我不想要簡單的事實。我要的是你所選取的事實。”喬納森那老頭兒，已經站在人生的末梢上了，也許對青春有特殊的偏愛，可就是這偏愛，著重向波洛指出了，青春不可小視。後來在梅雷迪思•布萊克的莊園裡，波洛看見了死者——艾米亞斯•克雷爾生命中最後一幅畫，畫的正是埃爾莎•格里爾。波洛果然注意到了“青春”的諸多屬性：“青春是原始的，是強壯的，是充滿力量的——是的，而且殘酷！還有——青春是脆弱的。”他甚至也提到“脆弱”這個詞。這個被喬納森老頭稱之為“朱麗葉”的女人，她的“羅密歐”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死者不能復生，生者印象各異，事實上是重新塑造了一個他，但誰能說準，哪個他更真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