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收土地稅，意味著要解決地主和農民的事、要和地方鄉紳打交道，實際上收起來非常的難，關鍵還收不了多少。
於是一些朝中的大臣建議道，說是現在有商稅關稅殖民地收入等等，而畝稅收起來又費勁又麻煩還收不了多少。
那麼，可不可以說，朝廷就不要畝稅走國庫了？把畝稅交給地方行不行？
缺的這點畝稅，其實很容易收回了。
比如說，將內地地區設定鈔關，收內地稅——也即自然經濟保護稅，亦或者要是把內地看成一個區域的話，等於是先發地區收“出口關稅”，這筆錢肯定是歸中央而不是地方的——這就很容易把畝稅的那點錢補回來。
那既然這樣，可不可以只靠先發省份的商稅、關稅、自然經濟保護稅等，作為中央之財政？
而內地地區，既然都是些累贅，收稅也不好收、地方紳權還一直對抗，能不能說適當擴大地方之許可權？
一方面說，這符合儒學的設想，地方賢達議政參政，順帶還能解決一下生員問題。
另一方面，朝廷之前的稅制，弄的自欺欺人，地方上也沒錢，而正稅之外必須得琢磨著弄點火耗、攤派、加增啥的，上面一般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既如此，那乾脆把畝稅這個東西扔給地方唄？收稅又麻煩、收的也不多。
這樣，讓地方自己用畝稅去玩，朝廷只要關稅商稅等，皆大歡喜，朝廷還甩了許多麻煩，天下士紳也必定盛讚天子聖明。
而內地畝稅一般來說收的那一千三五百萬兩，想補回來，只需要說放開那麼嚴格的保護和管制。
允許先發地區的廉價商品進入，但設定鈔關，加收一部分自然經濟保護稅不就得了？
比如說，松蘇的棉布，一塊錢；而內地的自然經濟下的布，兩塊錢。
那就可以收七毛錢的自然經濟保護稅，既不至於說摧毀的太厲害，順帶著這一千來萬兩不是很容易就從“內關稅”中收回了？
至於說這麼搞，到底是什麼性質、是不是殖民地等，這個先不提。…
關鍵是，對朝廷而言，錢，是個大問題，甚至是最大的事。
而因為劉玉的改革之後，國庫的錢和以前不一樣了，這就使得在心理上、技術上，使得朝廷有了可以接受這種想法的可能。
擱五六十年前，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些儒生的地方學校察舉議政的想法，在錢的問題上就不可能接受。因為之前朝廷的那點收入，大部分還是畝稅。
但現在，從錢的角度上講，這就大有可能——因為國庫收入的比例變了，畝稅那點錢，都快比不上在印度收的土地稅了，當然這是大順這邊的殖民政策比較“激進”，畢竟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殖民思想，還是指望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場，而不是反動的商業資本主義的殖民思想，不然如歷史上英國東印度公司，只是在印度畝稅就能收個七八千萬兩，這可比大順之前的畝稅加鹽稅還要多的多的多——而大順依靠先發地區的商品稅、關稅、以及隨著交通運輸改善後的鹽稅等等，內地的那點土地稅真的是已經可要可不要的。
並且說，本身，大順的財政制度也確實問題很大。延續前朝之政策，名義上正稅不多，而地方上便不得不想方設法弄錢，否則地方實質上都根本維繫不下去。
是以說，這個原本幾乎無解的問題，現在似乎的確有了解決的方法：中央扔掉畝稅，不收了，歸地方。
這裡可不是說取消畝稅。
而是說，把畝稅交給地方，讓地方上的鄉紳、胥吏等，自己去搞畝稅。
這樣，朝廷既賺了“仁政”的名，又可以得到地方鄉紳的擁護，還可以避開讓人頭疼至極的地主和農民的問題。
當然，這幾年這種想法在朝中甚囂塵上，也不僅僅是因為純粹的國庫收入的比例問題，而是有很多人從中推波助瀾。
某種程度上講，李欗非要搞科舉制改革，也和這件事有一定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