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冷靜頭腦法和爆發潛能法。這兩點都有助於我們克服和阻止急躁性格的弱點來纏繞自身，並且還有助於將急躁“冷卻”下去，變得冷靜。一個人有了冷靜的性格，就能做事不慌亂。這是至理，卻有很多人做不到！
曾國藩認識到浮躁已成為他的一大病根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坐下去，但讀《易經》卻一無所得，甚至連文字都不能背誦。立志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他分析為什麼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望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只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曾國藩到京師的最初幾年，因為只是翰林院檢討的小官，沒有擔當重責，因此人倒格外放鬆。我們從他這幾年的《日記》中可見曾國藩也是一個凡夫俗子，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他每天應酬特別多，這並不是他官做大了，應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沒事找事”，消磨時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館（相當於進士再深造後的結業），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按往常的慣例，散館只有第一等的少數人留在翰林院，其餘的或到中央部院任職，或到地方從七品知縣幹起。這一年的第一等17人，二等26名，三等3名。曾國藩在三個等級共46名中排名第三十六，是較靠後的。但這一年只有兩人到部院任職，3人到地方任知縣，其餘都留在翰林院，所以曾國藩的《日記》說：“可謂千載一遇。”
中國傳統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輕地方，雖然中央的俸祿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結交朝中大臣，所謂“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屬於“天子近臣”，如果一個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升遷的機會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則不然。按過去的體制，任地方官有衝、繁、疲、難的區分，“疲”，說白了就是窮地方，在這個地方很難幹出成績。清朝有名的清官于成龍在邊遠的廣西羅城為縣令，連個辦公的地方都沒有，只好在破廟裡“辦公”。加之水土不服，隨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于成龍很快便成了孤家寡人。于成龍的真正出名當然也不是在廣西，而是他後來做了直隸巡撫。與曾國藩前後任進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說明問題，他在貴州一干就是9年，後來胡發誓寧願出外當幕僚起家，也不願繼續留在貴州效力。胡出貴州時只是個道員，而曾國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國藩留在翰林院後，“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裡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他在最初的一二年間，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閒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生活，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員標準，讀書養望、切磋交往是“本職工作”，本無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發日子，終究養不成經世的韜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國藩讀了《易經·損卦》後，即出門拜客，在杜蘭溪家吃了中飯；隨即又到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崑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儘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志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決心一再下，行動依然如故。當月的二十四、二十五兩天，京城颳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曾國藩除了往來吃請、徵逐日月之外，還有一個“喜色”的毛病。他的早期《日記》裡經常檢點“房闥不敬”，並把它作為“三大戒”之一。本來一個青年才子，志得意滿，起居生活不注意小節，這乃是人之常情。但除家庭生活外，曾國藩頗有：“喜色”之意，對於一個有志成為理學家的他而言，就屬非分之想了。
《日記》中記載這樣幾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國藩的一位朋友新納一小妾，年方14，人稱貌若桃花；曾國藩與一幫文人朋友談詩論賦之餘，不免也常談東家美媳西家婆娘之類所謂“渾話”。這對本不緊張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種調劑。曾國藩得知他的朋友納姬甚美后，心中豔羨不已，一次藉故到朋友家，曾國藩先聊了點學問，隨後稱讚這位朋友的“豔福”不淺。這還不算，曾國藩還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願，但曾國藩“欲強之見”，無奈，朋友只好將新過門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國藩還當面說了些挑逗的話，令人很難堪。當天的《日記》寫道：“狎褻大不敬。在岱雲處，言太諧戲。車中有遊思。”狎，是過分親近而態度輕佻之意，褻，是輕慢、淫穢的意思。從曾國藩所記“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舉動。岱雲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於曾國藩沒有忘情他的“狎褻”之舉，因而他說的話都是“諧戲”之語，甚至在回家的路上，還浮想聯翩。
數日後，曾國藩聽說在菜市口斬一位武臣，別人邀他一同看熱鬧，曾國藩“欣然樂從”，連殺人這樣的事都願看，曾國藩覺得自己成不了理學家，“仁心喪盡”；走在路上很後悔，但當著眾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歸”。他說自己“曠日荒謬至此，尚得為人乎”？
曾國藩雖然沒有看斬殺武臣，但回去後怎麼也靜不下來。他又無所事事地來到雨三的家中，當時雨三本來很忙，但曾國藩東拉西扯，非要談談“渾”。《日記》：“談次，聞色而心豔羨，真禽獸矣。”從雨三處出來，已是很晚，曾國藩仍不願回家，又到子貞家中，三更而歸。《日記》說自己“無事夜行，心貪嬉遊，尚說甚學”！嬉遊、狎褻往往是出入歌館妓院的不正當行為的用語，曾國藩的日記中有幾次這樣的記載，是否說他也不能免俗？從他的父親給他寫信，囑咐他要“節慾、節勞、節飲食”來看，早年的曾國藩極可能有這方面的不檢點之處。曾國藩的妻子當時同住京城，此外他沒有姬妾，儘管他的《日記》中屢有“房闥不敬”、“晏起”之類的話，即是說他的生活無節制，但如果屬於夫妻正常的性生活，何必煩老父千里之遙，殷殷致囑呢？而且，節慾、節勞、節飲食正好說明曾國藩經常四出征逐、酒歡宴席已成一大習慣。
曾國藩的妻子歐陽氏身體不是很好，時常患病。一次曾國藩參加進士同學的團拜，由於所拜之家鐘鳴鼎食、姬妾如雲，這使曾國藩“大開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東張西望，頗失大雅。《日記》說：“是日，目屢邪視，真不是人，恥心喪盡，更問其他？”當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後，惶然不適。加之妻子鬧病，因此“入夜心情不暢，又厭聞**聲”。白天的佳麗美景與病榻上的**之聲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國藩無法忍受，乃出門到朋友處聊天，“更初歸”。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國藩請吳竹如來診視，由於周身為私慾所填塞，曾國藩的理學功夫大減，一聽別人談論理學，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請吃酒之事打發時光，他倒很得意。
湯鵬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書，頗得曾國藩好評。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的一天，曾國藩前往湯鵬家赴喜筵，席間見湯的兩個姬人，曾國藩故伎重施，“諧謔為虐，絕無閒檢，放蕩至此與禽獸何異”！曾國藩早期《日記》的類似記載不限於以上幾例。這說明血氣方剛，剛過而立之年的曾國藩也有七情六慾，也是一個正常人，真實地反映了曾國藩的情感世界。他後來能夠大成功，就在於一改昔日所為，“截斷根緣，誓與血戰一番”。
△曾氏求穩性格之解密（一）
草率只能讓自己吃苦頭曾國藩以求穩為性格特徵之一，這是因為他認識到：辦事絕不能由著性子來，要按照事理來，這樣才能穩操勝券，否則草率只能讓自己吃苦頭。但有些人則不明白，一遇到事情，就恨不得立即弄個水落石出，一針扎出血來。其實這不但辦不成事，而且還會把事情弄得一塌糊塗。所謂“欲速則不達”，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聰明人辦事，一定是善於觀察、巧於佈陣、精於摸底，然後在時機成熟時，採取拉網術，把想釣的魚拉上來。
一個人具有草率行事的性格只能讓自己吃夠苦頭——毫無頭序、混亂不堪、漏洞百出。成大事者力戒這一性格，以求穩為第一。
“先了解你要做什麼，然後去做。”對行事容易草率的人來說，這是很好的座右銘，尤其是前半段。假如決斷和行動力是邁向成熟的部分必要條件，則表示我們所採取的行動，必須根據良好的分析與判斷。
“行進之前先仔細看”或“投資之前先仔細研究”均不表示我們做事猶豫而沒有決斷。這些話的意思是要警告我們：採取行動千萬不可魯莽、倉促，要認清事實的真相再做出相應的行動。
假如醫師在急救病人的時候，沒有事先把病況弄清楚，則極有可能給病人帶來不幸。不錯，在許多情況之下，立即行動是必要的，但其成大事的比例往往視其對問題診斷的正確度而定。
我們且舉一個較為明顯的例子來看。
住在新墨西哥州阿布魁克市的泰德·考絲太太，好幾年前曾為財務問題而煩惱不已。她有一位多病的母親住在布魯克林，由兩名婦女負責照料她的起居。考絲太太后來發覺很難維持這樣的開銷，而一位時常在財務上資助她的叔父，也打電話向她表示是否可以減少開支。如減少那兩名看護婦的薪水，或縮減房屋的維修費等等。
考絲太太一時不知該如何作決定，便要求讓她好好想一下，等做了決定之後再回電話給他。考絲太太十分感謝這位叔父長期的幫忙，也覺得應該想辦法減輕這位叔父的負擔。
“我取來一些紙張，然後開始分析。”考絲太太描述道，“我先把母親的收入——如有價證券、叔父給她的補助等等一一列出來，然後再列出所有開支。沒多久，我便發現母親在衣、食方面的花費極少，但那棟擁有十一間房的住所，卻得花一大筆錢來維持——光是每月的瓦斯費就得二三十塊錢。再加上各種雜項開支和稅金，還有保險費等等，為數十分可觀。當我見到這些白紙黑字的證據，便知道事情該如何處理了——那房子必須解決掉。
“從另一方面來看，母親的身體愈來愈壞，我擔心這時移動她可能不太妥當。她一直希望能在那棟房子度過餘生，我也願意儘可能成全她的願望。於是，我去拜訪一位醫師朋友，請他給我一些意見。這位醫師認識一名經營私人療養院的婦人，地點離我們住的地方只有三分鐘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