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與豪邁是成功的砝碼
皮魯克斯在《希望你的性格中多一些遠見》一書說：“成功的性格必須首先克服短見和盲目兩大弱點，因為它們均因缺乏自信而形成。”做任何事情，都不會一帆風順，總要面臨挫折。這就要求你在最困難的時候，克服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見，要有長遠的眼光，自己給自己定好位。這是保證得到成功性格的必備事項。
一個人如果對於自身的能力缺乏自信，即使其中摻有謙虛的成分，也無法使自己獲得真正的成功性格，更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因為健全的自信往往是導致成功的關鍵。夢想是人類的特權和天性，成功者會展開夢想的翅膀，立定目標飛向誘人的未來，追求人生的成功性格。人們對夢想總是持一種鄙夷的、不屑的看法，但實際上每個人，從童年直到老年，誰也無法擺脫夢想的糾纏。應該講，這是一種良好的性格。
我們每個人都曾經如同小鷹一般，曾擁有過翱翔天際，悠遊自在的壯闊夢想。有趣的是，這些偉大的夢想，往往也就在周圍親友的一句句“別傻了”、“不可能”聲中，逐漸萎縮，甚至破滅。其中，這種破滅還與你性格中的弱點有直接聯絡，即你因別人而放棄遠見，可能開始充滿短見，貪圖小利了。
怎樣才能獲得一種沒有短見卻又自信的成功性格呢？想象一下你的問題的答案，想象你正爬越心中的山脈，想象你正衝過終點。表面上，這些設想好象很不實在，但卻往往能增加你的耐力，使你百折不撓，繼續向理想邁進。
一個成功者的性格應該如此：莫讓我們的夢想因別人的幾句冷言冷語而熄滅。安於現狀，只會使你喪失獲得更卓越成就的能量。只要你的眼光看得夠遠，就一定能真正飛起來。
所以，你的性格中應該融入自己的主見，自信能在將來有所作為，才能放棄小恩小惠。否則，你成不了大事，這都是因為你的性格弱點制約了你！
一個人的成功表面看來少不了眾人相助、英雄援手，以及勢、位等場面。這固然是“硬體”，但更重要的是成功者本身的“軟體”也要過硬。曾國藩用“真龍必有云，真虎必有風”形象地說明了人的品格及真本事對成功的影響。在古代，“平天下”是一個人成就最大的標誌；在現代，“大富豪”則成為最成功的證明。
自信與豪邁是成功的砝碼。在曾國藩的一生中，很多時候表現了他的自信與豪邁。
曾國藩21歲在湘鄉漣濱書院讀書時改號“滌生”，意即滌除舊習，煥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時代就“銳意功名，意氣自豪”。立志“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為光宗耀祖、報效朝廷要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這種志向不能不在其詩作中有所體現，譬如他在詩中寫道：“浩浩翻江海，爭奔且未闌。古來名利客，誰不到長安。”他躊躇滿志，信心十足：“莫言書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他23歲考取秀才，24歲考取湖南鄉試舉人，然後遠離家鄉赴京師會試。但兩次會試都落第了，他並不氣餒，反而更加堅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曾國藩在功名仕途上的進取精神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自尊、自信、自強的意志上的。他還堅信“是真龍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風”。
他在一首奮發圖強詩中寫道：濫觴初引一泓泉，流出蛟龍萬丈淵。
從古精誠能破石，薰天事業不貪錢。
腐儒封拜稱詩伯，上策屯耕在硯田。
巨海茫茫終得岸，誰言精衛恨難填？這首詩也充分地體現了他的自信與豪邁，看到此，我們對曾國藩後來的大作為似乎就不應感到偶然了。
當然，志向自信與豪邁不能流於真正的狂放，他還需要以那種篤實、百折不撓的精神與幹勁去實踐它。所以，曾國藩說：“虛心實做，庶幾乎道矣！”
一個人能不能管好自己有這樣兩點：一是有無堅強意志，二是有無撒手不管的行動。一個不能管好自己的人，無論如何也成不了大事，更談不上獲取成功性格。曾國藩在此時可能不會獲取成功性格，但在彼時一定能獲取成功性格。因為他能管好自己，不亂方寸。
放遠眼光，圖謀天下事
信命是很多人的性格之一，這種人往往將成功歸功於運氣，確實人生充滿機會，成功者能識別它，牢牢地把握它。因此，假如在你的性格中能與命運挑戰，就證明你是強者！
我們相信人生中充滿機會，但我們往往不懂得把握。我們歸功於運氣的成就，有許多其實與運氣完全無關，應歸功於當機立斷、敢作敢為，見人之未見，堅持不懈。
成功不僅僅靠著努力得來，事實上，另外還有三項重要因素：
第一改變自己的性格，第二是瞭解成功的規則，第三是掌握機會。
自從鴉片戰爭中國失敗以來，有識之士已經體會到：中國各方面都需要徹底改革，否則難以圖存。然而深閉固守的社會、虛驕自大計程車大夫、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共同形成了進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塹，使任何改革行動，都似乎寸步難行。
道光末年，魏源在他所編《海國圖志》的前言裡，首先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當時並未得到重大的反響。
咸豐末年，馮桂芬寫了一部書，進一步對仿行西法，革除中國政治傳統上的許多積弊，提出了具體而系統的方案。書印成之後，馮桂芬曾特地送了一部給當時的兩江總督曾國藩。曾國藩推許這部書是“名儒之論”，但認為書中的主張，多數難以實行。
曾國藩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可能是基於對當時現實環境的瞭解，認為在這樣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做如此重大的改革。然而，在基本態度上，他已覺察到中國的積弊，的確有振作變計的必要。不過，由於他接受的是傳統科舉教育，所經歷的環境，只限於國境之內。能影響他的師友，見識都遠在其之下，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驟及方向上，不能形成一套清晰、正確而堅定不移的方案，甚而時時還顯露出他對大局的認識，未免有所偏蔽。所幸曾國藩尚能隨著經驗的累積而逐漸自我修正，是以在促進晚清中國近代化方面，他仍是具有相當貢獻的。
例如咸豐十一年（1861），清恭親王奕等奏請以洋藥稅購買外國輪船槍炮，用以攻剿太平軍，以期早日戡定內亂。有旨令曾國藩、官文、胡林翼（官為湖廣總督，胡是湖北巡撫）等先行妥為籌議，次第實施。
曾國藩於是年七月的奏復，卻認為火輪船對於攻打太平軍，沒有多大用處。他說：“輪船槍炮之所以被人重視，不過因為國人震於其少見，遂使洋人得以炫耀罷了。”可是這事既創議於執政中樞的奕，又經皇帝批准期於必行，曾國藩自不敢加以否定，只好贊成購買。在同一奏摺中，他認為只要買得若干西洋船炮之後，招募一批聰明智巧的本國工匠，加以仿造，一兩年之內，我們就可以與洋人共享船炮之利而並駕齊驅了。後來的事實證明：太平軍的平定，得力於西洋船炮的助力甚大（至少李鴻章的淮軍便是如此），而仿造西洋船炮的工作，並不像他在衡州仿造廣東戰船那樣容易，耗銀千百萬，費時數十年，終清之世，猶未達到能與列強相抗衡的水準。曾國藩料事，顯然不盡透徹。
不過，曾國藩逐漸在改變。頭一年，他還不以為購買船炮是當務之急，第二年，他卻在安慶著手試造中國第一艘輪船了。有一次，他告訴幕僚們說：“中國要講求自強，基本要務，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訪求人才。而目下最為急迫的手下工作，就是學會西洋製造船炮的技術。一旦我們學會了船炮的製造，那麼洋人的長處我們也有了。無論是與洋人和平相處或相互對敵，我們都可有所倚恃。否則，我們與洋人是沒有道理可講的。無論是仇視他們或感謝他們，終將落得一無是處。”曾國藩這一席話，大體上是有見地的，只是他把洋人的長處，看作唯有“船堅炮利”而已，則未免仍是當時一般世俗的看法了。
同治元年（1862）七月，在曾國藩大力支援之下，幕客華蘅芳、徐壽等居然造成了一部輪船發動機。試驗的結果，曾國藩大表滿意。他的滿懷興奮，在日記裡充分地流露出來：“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們中國人學會了。從此以後，洋人再沒有可向中國誇耀的東西了。”然而，事實並不像他意料中的那麼簡單。從一部略具雛形的發動機到一艘可以行駛水上的完整輪船，中間還有一大段距離。後來，華蘅芳等雖然殫精竭慮，苦心經營，卻遲遲無法拼湊成一艘完整可用的輪船。他才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