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才一定要適時、適當
摸透人心的算計和想法，總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是明摸，有的是暗摸，有的是旁摸，有的是側摸，總之一句話，要摸到人的心坎上；反之就會做事不到位，說話不到點。
《菜根譚》說：“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誰標榜自己的個性是外露還是含蓄，也不可能隨便給誰貼上標籤。相反，大多數人卻在追求外露型與隱忍型兩種合一的為人規範。給人留下直爽印象的人，骨子裡可能隱藏著什麼不便明言的小秘密，而那些讓人老覺著陰險的人，則可能張口就稱自己是個直腸子。其實，這就是一種深藏不露的處世哲學。有些人為了達到出人頭地的目的，‘韜光養晦’，長線投資。這類人中不乏‘忍辱負重，臥薪嚐膽’之徒，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他們常以聖人般的言行出現在人們面前。生活上，勤儉克己；工作上，推功攬過；處世上，左右逢源。但一旦自己變了，就會變本加厲地尋求補償。”
曾國藩藏鋒的“龍蛇伸屈之道”，是一種自我保護、自我實現的生存之道。實際上藏鋒守拙與鋒芒畢露，是兩種截然相反的處世方式。鋒芒引申是指人顯露在外表的才幹。有才幹本是好事，是事業成功的基礎，在恰當的場合顯露出來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帶刺的玫瑰最容易傷人，也會刺傷自己。露才一定要適時、適當。時時處處才華畢現只會招致嫉恨和打擊，導致做人及事業的失敗。
走直線雖最近，但也最難。急於求成的人最難以克服的弱點就是不管時間、地點、場合地表現自我，自高自大，不懂得龍蛇曲伸之道。為此，曾國藩始終主張不可表現欲過強：《揚雄傳》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龍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
有志於做大事業的人，可能自認為才智很高，但切記要含而不露，該裝傻的時候一定要裝得徹底，有了這把保護傘，何愁事業不成功？
為人應力戒表現欲太強，這在曾國藩所談的處世禁忌中，第一條就已談到不喜好誇誇其談，到處表現自己。另外，曾國藩還說：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現出來，以顯示與別人的不同。就像孔雀因為自己的美麗，總喜歡在眾人面前展示一樣。爭強好勝的人這樣，追逐名譽的人更是這樣。同當士兵，就想著要高出於同列。同當小軍校，就想著要在軍校中獲取成功性格。同是將軍，就想著比別的將軍略勝一生籌。同是主帥，也仍想著要比別的主帥高明。儘管才能有大小淺深的差別，但他們共同的一點是不知足、不安守本分。能打破這種世俗的風氣，就能和他談論用兵之道了。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可見人不知我，心裡老大不高興，這是人之常情。於是有些人便言語露鋒芒，行動也露鋒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們都是庸材，都胸無大志，實際上只是他們不肯在言事上、在行動上露鋒芒而已。因為他們有所顧忌，言語露鋒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為阻力，成為破壞者；行動露鋒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會成為阻力，成為破壞者。表現本領的機會，不怕沒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績，不能使人特別滿意。易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無此器最難，而有此器，卻不思無此時，則鋒芒對於人，只有害處，不會有益處。額上生角，必觸傷別人，不磨平觸角，別人必將力折，角被折斷，其傷必多。鋒芒就是額上的角，既害人，也傷己！
嫉賢妒能，幾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華的人會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難。
因此，曾國藩的處世，深諳龍蛇曲伸之道，他說：“處茲大亂未平之際，唯當藏身匿跡，不可稍露主角於外，至要至要。”他說，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個人老是自以為是，以自己為中心，處處爭強逞能，不給別人以表現和施展的機會，那麼別人很快就會對他產生反感，將來一起合作共事的結果就可想而知了。他經常探討《周易》，他對其中的“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深有同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思想修養好的人，語言簡潔，不亂髮議論；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絕，卻言之無物。
不給人留下不馴的印象
曾國藩對清廷的許多問題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輕易表露。太平天國應如何平定，他與清廷的看法也不盡一致。對太平軍北伐，清廷一直心有餘悸，因此始終把“北防”作為戰略重點，要湘軍北上。對此，曾國藩在認識上予以疏導，指出“自古辦竊號之賊，與辦流賊不同。剿辦流賊，法當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剿辦竊號之賊，法當剪除枝葉，並搗老巢”。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國正是“竊號之賊”，與石達開、捻軍等“流賊”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慶，就不會“北竄”；因為，“竊號之賊，未有不惜死力以護其根本也”。
曾國藩與胡林翼擬定四路進兵計劃，並於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勝利，曾國藩部已進駐安慶二十餘里外之高橋。多隆阿軍於4月進至桐城外圍，李續賓軍進駐桐城之青草塥，分兩路策應。
正當湘軍擺開陣勢，進攻桐城、安慶時，清廷因江南大營潰敗，命曾國藩領軍東援。曾以兵力單薄加以拒絕。4月19日，清廷以曾署兩江總督，認為“為今之計，自以保衛蘇常為第一要務”，仍令其馳援蘇常。蘇州易手後，清廷仍認為如安慶“指日可復”，可先攻取再東援；否則，就應先保浙復甦。因為蘇州為“財賦之區，且係數省咽喉，自應以急籌攻復為上策。現在賊勢已直趨杭、湖，勢將糜爛兩省，尤為刻不可緩”。顯然，在清廷看來，保浙復甦更重於攻取安慶，是戰爭全域性的關鍵所在。
與之相反，曾國藩認為，以往戰爭經驗證明，必須以上游為“立腳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奪安慶是尤為關鍵一戰，“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域性，將來即為克復金陵而張本”。江南大營正是因未踞上游而失敗，如棄安慶不圍而援蘇常，那就既蹈其覆轍，又打亂皖北部署。同時，他又根據當時形勢，進一步分析不能東援的理由：江南大營以蘇常為根本，蘇常已失，這個“根本”已不存在；湘軍以兩湖為根本，湘軍東援，就遠離可恃之根本，處於無可依託的困境；更為緊迫的是，太平軍在東線獲勝，奪取蘇常後，勢必西征，爭奪上游。因此，必須“竭五、六兩月之力，辦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戰西征的太平軍。總之，湘軍立即大舉東援，保浙復甦，在戰略上是錯誤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國藩不願一開始就頂著不幹，給清廷留下不馴的印象。為此，他於1859年6月11日，將大營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門，並奏報立即組建新軍，數月後大舉東援的計劃。
這兩次戰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軍集團以湖南為巢穴，以兩湖為立足之根本。且看準了太平天國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竊號之賊”，絕不輕棄其“根本”；在軍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爭上游以護其“根本”的特點。故堅持全力圍攻安慶。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對此卻缺乏認識，或根據太平軍北伐的教訓，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財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輕上游。這就是說，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軍集團則“知己知彼”，故能制定並堅持保上游，爭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針。值得注意的是，曾國藩在處理分歧時，不是簡單的頂著不幹，而是在認識上耐心加以疏導，並照顧到清廷的尊嚴，在部署時加以敷衍。這樣，就做到既不放棄原則，又不給清廷留下桀驁不馴的印象。不久，發生的事實證明了這一方針的正確。圍攻安慶，大平軍並未北進；攻下蘇常後，太平軍又未及時進攻浙江。在這種情況下，見識淺陋，慣於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清廷，也就欣然聽從曾國藩等自行辦理。後來攻金陵的戰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遙控了。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曾國藩並不把權力看得太重要，而是注重保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