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躲避狂風暴雨的機智
人既應有泰山壓頂不彎腰的骨氣，又要有躲避狂風暴雨，以儲存自己的機智。這也是成功者一個必備的智慧。曾國藩晚年很後悔，說自己應該當攻下天京時退守江湖，如果這樣，就不會有“剿捻無功”、“津門受辱”等“畫蛇之筆”。實際上，正如曾國藩所聲辯的那樣，僧格林沁剿捻數年，也沒有一句責備的話；他剿捻伊始，就期望過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匪就該如鳥獸散一樣。他說這不公平，他也沒有這個本事。這聽起來，似乎無奈，實則為一種進退之功，當捻軍衝過他設計的賈魯河防線馳入山東時，調入京師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動，並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國藩。他利用位高權重的有利條件，暗中煽動那些滿洲貴族，重彈多年老調，認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統大將佔據地方的許多高位，並非國家之福，規勸太后和皇帝，重視漢人宜防的祖訓。當太后不以為然之後，官文又拉攏一批滿員，聯合地方權貴，收買言官，掀起反對曾國藩的一個浪潮。這就是曾國藩所不理解的，為什麼“河防大計”僅僅在一次戰役中失利，就出現一群言官上疏彈劾，而皇帝也連下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九月間，官文用重金收買御史朱學篤，上疏重劾曾國藩誤國、庸陋等六大罪狀，疏中極盡挖苦譏諷之言詞，幾乎不是對一個“有功”之臣，彷彿面對一個罪犯，必欲置其於死地。最令曾國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將此彈劾折發交廷臣議處，這無疑是一個訊號：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該“兔死狗烹”了。由於有此波瀾，曾國藩回兩江也很沒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寧可留在軍營效力，也不回兩江。隨後幾天，又有法國人上書清廷，講恭親王不勝任軍機大臣之職，應該撤掉，將王爵讓給李鴻章。又說李鴻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東南已非國有”。這無非是離間之計。在此內外的煽動下，曾國藩感到十分灰心。他連上三疏堅拒回兩江。同時，陝西巡撫劉蓉、陝甘總督楊載福等同時乞休。清廷見湘系大吏紛紛“救援”，只好下旨斥責御史朱學篤，又安慰了曾國藩一番。
本來慈禧太后在曾國荃對官文的劾案後已和平解決了曾、官的矛盾，對此案反映出的滿漢矛盾也採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經官文暗中一撥弄，京內外便掀起罷斥曾國藩的風浪來。太后和皇帝也改變了態度，對曾國藩及湘、淮大員，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員開始了大刀闊斧的裁製。曾國藩當時對形勢估計不足，他對“河防”的暫時失利不服氣，而對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責，但他自刻了一枚寫有“會辦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開去各缺，仍以散員身份留在軍營效力，他滿有把握地認為清政府會發下“溫旨慰留”，讓他繼續任前線統帥，直到把捻軍鎮壓下去為止。
但是這次他想錯了，等了一個多月，卻於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來了一通“嚴旨切責”。
這一次的“以退為進”遭到了徹底的失敗。曾國藩接旨後心裡很是氣惱，他給曾國荃寫信說：“昨奉十四日嚴旨詰責，愈無庸徘徊。大約一連數疏，辭婉而意堅，得請於己，獲禍亦所不顧。”他心裡仍不想離開前線，嘴上說打算向皇上“一連數疏”，申請回家養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計錯了，信發出去才兩天就接到朝廷諭旨，令他把欽差大臣關防“齎送徐州”（此時曾住濟寧）由李鴻章護理，休假一個月後回任兩江，曾國藩見清廷對他如此無情，乾脆說他既然不能勝任欽差“剿捻”之任，不如連兩江總督之任一同開去落一個乾淨。10天之後，上諭以日遞500裡的速度送到濟寧曾國藩行營。上諭說：“曾國藩當體仰朝廷之意，為國分憂，豈可稍涉嫌慮，固執己見！著即懍遵前旨，剋期回任，俾李鴻章專意剿賊，迅奏膚功。”寥寥數語，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憤怒的面孔，於是不再堅持己見，只得怏怏南返，回任兩江了。
曾國藩回到兩江總督任上，認為對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能順從，否則一味較勁，對自己則是一無所益，因此只有在權勢者的輕視、冷落中面向未來再圖崛起，重建新功，讓世人包括薄情於他的當權者重新認識到他的重要。
獲取成功性格不是硬著頭皮往前衝，而是要有以退為進、以守為攻的方法。當然，這是一種最高的智慧。曾國藩知道，硬著頭皮往前衝，只能自絕生路，被強大的對手打倒！
求實際，不貪虛名
自古道：無糧不動兵，運兵打仗，籌集糧餉為第一要著。但曾國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帶兵，只有兵權，沒有總督、巡撫擁有的籌餉之權，他在湖南、江西遭遇的窘境，就是因為籌餉問題受制於人，正如他在與邵位西信中說的：“軍事非權不威，非勢不行，弟處無權無勢之位，常冒爭權爭勢之嫌。年年依人，頑鈍寡效。”但是，督撫實職，朝廷從不肯輕易授人。咸豐四年，曾國藩攻下武昌，咸豐帝興奮之餘，授曾國藩為署理湖北巡撫，任命下達後又反悔，隨即收回成命。可見，朝廷對曾國藩的信任是有保留的，曾國藩仍是沒有撈到實權。
咸豐七年（1857）二月，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去世，曾國藩上書懇請終制。這本是針對朝廷不給予督撫職任的要挾手法，朝廷起初未識破此用心，回批不允終制。曾國藩於是上了一封很長的奏摺：《歷陳辦事艱難仍懇終制折》，歷述自己以侍郎虛銜領兵以來所遭遇的種種困難：因無實職，以致地方官員時加“譏刺”，甚至“往往疑為偽造，釀成事端”；尤其是籌餉之事，更令曾國藩十分無奈，他說：至於籌劃軍餉等事，如地丁、漕折、勸捐、抽釐，沒有一樣不經過州縣官員之手，有時我軍營抽釐之地，州縣官員故意阻撓。有時我軍營已勸捐的人戶，州縣官員卻要另行逼迫捐財，強行勒索。我想聽之任之，則很擔心事情窒息阻礙；我想懲處，則怕與大官吏們相摩擦。……對於吏治、學額、減漕、豁免各種事務，我更不敢越俎代庖。即使想出個告示，來儆戒官員邪氣和安慰民心，但是我因為不是地方大吏，州縣未必奉行，百姓也終難相信。
曾國藩認為，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無督撫實權，他只好赤裸裸挑明心跡：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絕不能以治軍；縱能治軍，絕不能兼及籌餉。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於貽誤大局。這就是向朝廷告白：你若繼續讓我治軍，就要給督撫實權，否則，不如讓我回鄉終制。誰知，此時戰局正在起變化，太平軍意想不到發生內訌，江南大營圍攻金陵甚急，胡林翼已攻下武昌，形勢開始有利於清廷。於是，朝廷毫不客氣地回批：允許曾國藩開侍郎缺，在籍守制。
曾國藩大失所望，不僅撈不到督撫，連手中兵權也被奪去了，只好怏怏回鄉，以待時機。
數年之後，當曾氏兄弟的湘軍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他們成了眾人矚目的焦點的時候，曾國藩則主張遠權避禍。郭昆燾說：“侯相兄弟克復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詆之。”其實，矛盾的焦點人物是曾國荃，群言囂囂，主要是對著他來的。曾國荃為人頭一點是“傲”，自從帶吉字營出征，戰功累累，但與諸將的矛盾也愈益深刻。如與彭玉麟、楊載福有事相商，往往“聲色俱厲”。諸將極為不滿，又礙於曾國藩情面，於是不斷出現“告去”的情況。曾國荃再一點就是“貪”，連曾國藩也說他“老饕名遍天下”。這個問題不解決，早晚會生出事情。於是曾國藩苦心告誡其弟曰：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幾人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滅去幾成，則晚節漸可以收場耳。
金陵之役，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天於大名常吝惜之，千磨百折，艱難拂亂而後予之，老師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一等大名之意。弟前歲初進金陵，而餘屢次去信多危悚儆戒之辭，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強求。今少荃二年以來，屢建奇功，肅清全蘇，吾兄弟名望雖減，尚不致身敗名裂，便是家門之福。老師雖久，而朝廷無貶辭，大局無他變，即為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養身卻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在此，千囑萬囑，無煎迫而深疾也。曾國荃總算聽了阿兄的勸告，在攻佔金陵兩個多月以後，就以“遍體溼瘡、徹夜不眠”為由，奏請開缺回原籍，帶著成箱的金銀財寶，回湘鄉享清福去了。
不講求實際，不認清自己到底是否到了獲取成功性格的時候，就會變得輕率，不知天高地厚。曾國藩處處講實際，尤其在權勢上，更是不把手伸進權力之外的地方去，故他終究能顯得不急不躁，達到自己獲取成功性格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