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點小虧算不得什麼
如何獲取成功性格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話題。你要明白：在社會中有比你招術高的人，有比你智力強的人，這樣你要學會以柔克剛，以屈代伸。讓別人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麼？在幹什麼？曾國藩是一位以柔克剛、以屈代伸的高手，吃點小虧算不得什麼，關鍵看誰最後吃虧。這才是獲取成功性格的長遠之計。
從咸豐七年（1857）二月二十九日奔喪至家，到咸豐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鄉動身赴浙江，是曾國藩居家的一段時間。在這一年半當中，是曾國藩一生思想、為人處世的重大調整和轉折的時刻。這段時光中，他反覆而痛苦地回憶、檢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為宗旨積極入世，對自身的修養嚴厲酷冷，一絲不苟；對社會抱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堅定胸懷。持身嚴謹，奮發向上，關心國事，留心民情，因而贏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風得意。正是抱有這種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軍、治軍，五年來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出生入死。但是，為什麼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為什麼上至樞垣，下至府縣，都那麼忌恨自己？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又日夜苦讀，重閱《左傳》、《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希望能從這些書裡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然而，這些書他已讀得爛熟了，重新翻讀，只能找到自己過去的思維印跡，並未發現新東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時，曾國藩試圖繞開儒家經典，到道家那裡尋求“真經”。為此，他認真閱讀了以前看過，但並不相信的《道德經》、《南華經》等老莊的著述。這些書名為出世之學，但曾國藩重讀，卻為他的立身處世指點了迷津。你看：同樣為人處世，孔孟主張直率、誠實，而申韓（申不害、韓非）等法家卻主張以強碰強，硬對硬，老莊則主張以柔克剛、以弱勝強，“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江河所以為百穀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強，柔則是至剛。用老子的言論對比自己過去的行事，他發覺自己處處直截了當，用的是儒家的至誠和法家的強權，表面上痛快乾脆，似乎是強者，結果處處碰壁，實質上是失敗，是弱者。到頭來弄得上上下下到處是敵人，前前後後處處是障礙。過去也知道“大方無隅”、“大象無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沒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實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無形無象、鬼斧神鑿的。
自此之後，曾國藩行動做事，由前時的方正，變為後來的圓通。他自己承認，“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曾國藩這裡把家居的兩年自稱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認為前後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國藩大徹大悟後的巨大改變，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受，胡林翼就說他“無復剛方之氣”。出山之前，他對清廷上下的官場習氣很是反感，“與官場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而再次出山之後“改弦易轍，稍覺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親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學問思想方面的變遷，行為處世方面的變化，曾國藩個人對自己的“大徹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滿得意的。苦在被迫放棄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與行為；得意在畢竟發現了作為處世的“真正”秘訣——“大柔非柔，至剛無剛”。
至咸豐八年（1858）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鬱不得志的曾國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這一處世哲學的妙處。出山後，曾國藩首先去見了駱秉璋和左宗棠，以期取得湘湖實力派人物的理解與支援。
的確是這樣，曾國藩來長沙幾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門，連小小的長沙、善化縣衙他也親自造訪。堂堂湘軍大帥，如此不記前嫌、謙恭有禮的舉動，使長沙上下的官場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國藩的確像換了個人，既然曾大帥如此謙恭，他們紛紛表示全力支援湘軍，消滅“長毛”。經過曾國藩的一番拜訪、聯絡，贏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員的好評，他們表示要兵給兵、要勇給勇、要餉供餉。
經與駱秉璋、左宗棠商量，決定湘軍張運蘭部4000餘人、蕭啟江部4000餘人、吳國佐部1500人由曾國藩親率入浙，首先抓緊備餉、備械。
曾國藩在長沙逗留十幾天，隨後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長沙，衙衙拜訪、官官恭問，胡林翼自不必說，武昌城裡的官員也無不表示對曾國藩的支援，同湖南一樣，為湘軍供餉供械。隨後，曾國藩沿江東下，到黃州府下游50裡處的巴河，這裡駐紮著彭玉麟的數營水師，湘軍大將彭玉麟、楊載福、李續賓、鮑超、李元度、楊國棟、彭壽頤、曾國華等人都集中在這裡，等著與曾國藩商量軍機。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國藩與這些闊別一年多的部下見了面，他們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動。曾國藩提出：湘軍的最終目標是攻下江寧，所以軍事重心不能離開長江兩岸的數省，力量要由西向東使。石達開的南竄，我們不能讓他牽著走。目前浙江緊張，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綠營監視，不能輕易言戰。所以，下一步的作戰方案是：曾國荃的吉字營繼續圍攻吉安；李續賓、彭玉麟、曾國華、鮑超等營進入安徽戰場，落足點是安慶；其餘部隊由曾國藩本人率領，奉旨馳援浙江。
計議已定，諸軍按計而行。曾國藩親率蕭啟江、張運蘭、吳國佐各部援浙；李續賓撥出所部朱品隆、唐義訓的一千餘人任曾國藩的親兵護衛營。曾國藩命部隊到江西河口集結，自己則去了南昌，拜會江西巡撫耆齡。耆齡深知曾國藩再次出山的來頭，也不像陳啟邁、文俊那樣為難曾國藩，也主動答應為湘軍供應糧草、軍餉，這就使湘軍基本透過了軍餉難關。
咸豐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國藩命部隊由河口出發到江西廣信府鉛山集結。此時石達開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國藩率部在贛閩兩省之間的弋陽、雙港、金溪等地駐守，九月間，在江西建昌暫駐，準備由雲際關入福建。此時，劉長佑軍已駐新城，準備出關入福建，曾國藩即命張運蘭、蕭啟江由廣昌、杉關入閩，而他的大營一直駐在建昌，再未移動。
總之，曾國藩再次出山，一路順風，完全改變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因此，他計劃一年之內全殲太平軍。不料，迅猛發展的軍事形勢，再次打破了他的美夢。
善於掌控自己的性情
失控的性格常常表現在很多人的身上，這種人是感情的衝動者，或者說，他們最大的弱點是缺乏理性和理智。
道德品質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人們的性格、修養、家庭以及道德訓練、師友影響等因素，但是道德品質也取決於每一個人透過自我控制去調節、剋制和訓練。曾國藩的成功也伴隨著這一過程。
曾國藩說：方今天下大亂，人人皆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人過而問焉者。於輩當自立準繩，自為牆籬，並約同志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正是因為忍耐和自我控制，一個人的品質才臻於完美。
仕途也同樣如此。在政治上，春風得意的人並非因為其天賦，而是因為其性情，並非因為其天才，而是因為其性格。如果一個人沒有自我控制的能力，那麼，他就會缺乏忍耐精神，他就會缺乏圓滑，那麼，他就既不能管理他自己，也不能駕馭別人。雖然，忍耐通常被視做一種“緩慢”，但是，這種“緩慢”，即忍耐，是與敏捷、魄力、思維以及行動有機地結合起來的。
性情強硬可能意味著一種強烈的和容易衝動的熱情。如果對這種熱情不加控制，那它就會一陣陣地爆發；如果控制或將這種熱情置於人們的支配下，就像將蒸汽抑制在蒸汽機之內一樣，透過控制桿調整和控制其使用——它就會成為一種有益的能量資源。因此，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都是性格堅強的人，而且，他們往往能將他們的動力置於嚴格的管理和控制之下。
生氣，生大一點，就成為“憤怒”。暴怒表現出來的狀況有：找對方理論，用電話把對方痛罵一頓，立刻找人申訴，警告脅迫對方，乾脆以拳頭暴力解決。還有人會摔東西、捶牆、踢桌子或踢狗、罵人、大吼大叫、暴跳如雷。
當一連串的倒黴事發生時，當某些要緊的事被耽誤時，當被誤會、被欺負時，要不生氣幾乎是不可能的。
傷心的事通常也“傷身”，當一個人生氣而情緒激動時，整個交感神經系統都運作了，造成瞳孔擴大，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動脈收縮，腎上腺分泌等等，甚至有人氣得咬牙切齒，全身發抖……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意氣用事，暴跳如雷結果害人害己，造成了無法彌補的遺憾。
曾國藩把控制惱怒、憤激看做是制伏蛇蠍一樣重要，他在給弟弟的信中說：老弟來信中有遇到人就發怒，遇到事情就憂悶等話，讀後極為焦急憂慮。今年以來，江蘇、浙江我軍攻佔收復城池很多，只有金陵遲遲未攻下，且還沒有把握，又餉項奇缺，不如意的事情和不入耳的言論紛至沓來。連我都慍怒鬱悶以致患病，何況老弟你勞苦過甚百倍於乃兄？從春天以來，我時常擔心老弟肝病發作，而老弟來信常常對此含含糊糊，直到這封信上才吐露真情。這病非藥物所能治療，一定要將一切看得開，不要煩惱，不要發怒，才能逐漸減輕病症。如蝮蛇咬了手，那麼壯士就斬斷自己的手，這是為了保全性命啊。我們兄弟如果想保全性命，也應該把惱怒看得和蝮蛇一樣，不能不勇敢驅除。至囑至囑。當然，控制憤怒，不等於潑洗澡水時把孩子也潑掉一樣，不可因此而去掉倔強頑強之氣。因此曾國藩還說：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氣，氣之鬱積於中者厚，故倔強之極，不能不流為忿激。以後吾兄弟動氣之時，彼此互相勸誡，存其倔強，而去其忿激，斯可耳。曾國藩還在給弟弟的信中反覆強調自勝、自強、倔強之要。
他還說：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蕭、陳，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自強，才可以不被人敗，古語說：“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家亦如此，人亦如此，必先自敗，然後人敗之。因此，韓非說：“是以道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一個人如果善變，就會舉重若輕，處理任何棘手的問題都會得心應手。曾國藩則是此方面的能手。
曾國藩一生沉浮，更是時時感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威脅，但是，憑藉他為官的高明和精明，他還是一一應付過來了。這種應付雖然未免違拗自己的心志，但大丈夫能屈能伸，要的就是這種彈簧似的功夫。
咸豐帝死後，肅順等八人當政，更放手把重任交託給曾國藩等人，八月二十五日一天內，清廷即以曾國藩“排程有方”，賞給他太子少保銜，以曾國荃“圍攻安慶，智勇兼施”，賞給他布政使銜，記名按察使遇缺即補，曾貞幹以同知直隸州知州儘先選用，並賞戴花翎，即使在三河之役中已被擊斃的曾國華也加恩予諡。“一門之內，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曾國藩“驚喜之餘，彌深悚懼”。這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境，正是“極盛之時，每虞蹉跌”的思想的反應。當然，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更加立志要報答清廷這種“高厚生成”之德。所以他盛讚清廷“氣機之已轉，世運之將亨”，謂“七月十七以後，八君子輔政，槍法尚不甚錯，為從古之所難，卜中興之有日”。但是，咸豐帝死後僅兩個半月，慈禧太后等人於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便夥同恭親王奕，在英國公使卜魯斯等侵略者的支援下，根據御史董元醇請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之疏請，解除了八大臣贊襄政務的顧命。六天後，又下令斬決肅順，賜載垣、端華自盡，穆蔭發往軍臺效力，其餘四人均革職。這次宮廷政變，史稱祺祥政變，或辛酉政變。直到十一月十四日（12月15日）曾國藩才從一件奏摺中得知一點訊息，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駭悉贊襄政務怡親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少荃來，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變否，為之悚仄憂惶！”過了三天，即十一月十七日，曾國藩的這種憂傷恐懼的心情便稍稍緩解了，他寫道：“因本日見閻丹初與李申夫書，有云贊襄大臣八人中，載垣、端華、肅順並拿問，餘五人逐出樞垣，服皇太后之英斷，為自古帝王所僅見。”他沒有弄清真實情況，以為肅順未被斬決，便轉而歌頌起慈禧太后來了，甚至說：“閱勝克齋奏請皇太后垂簾聽政，請於近支宗室王中派人輔政，皆識時之至言。”對於這次宮廷政變，曾國藩從本能的惶恐，轉而變為衷心擁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