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諍友，交益友
寬恕不僅是愛心的體現，而且是極高思想境界的昇華，寬恕是一種博大的交友境界。表面上看，它只是一種放棄報復的決定，這種觀點似乎有些消極，但真正的寬恕卻是一種需要巨大精神力量支援的積極行為。寬恕更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品質，一種正確的自我意識的體現。一個人只有正確地認識自己，才會有寬容的胸懷。寬容得到的收益是人際關係的協調和適應。我國有一位著名心理學家曾經說過：“人類心理的適應，最主要的就是人際關係的適應，人類心理的病態，也主要由人際關係的失調而得來。”而人際關係的失調對身體健康有極大的損害，所以必須學會寬容。
中國有這句成語“寬則得眾”，交友雖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諍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同時，不能讓朋友下不來臺，丟朋友的面子，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則。曾國藩主張對己要嚴，對友要寬，尤其主張交友要有雅量，這樣如果一時有意見相左，也會最終不傷和氣。這一原則在他在《答歐陽勳》的信中充分地表現出來：春季承蒙惠賜，收到您寄來的信札及一首詩，情意深厚而且期許很高，有的不是我這淺陋之人所敢承當的。然而鑑於您教導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從命。由於我天資愚鈍，無法憑自身求得振作、進步，常常藉助外界的幫助來使自己不斷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對友誼一向珍視，謹慎而不敷衍。我曾經思慮自己如果心胸不夠寬宏、器量狹小的話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個標準來強求他人。哪怕是一點長處、一點善行，如果它有益於我，都廣泛汲取以求培養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詞、勸勉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從來都沒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詞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陳家二位兄弟見面，我們一起討論爭辯，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觀點和我不一致，但我心裡還是十分器重他們，認為他們確實是當今出類拔萃的人物，其見解雖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關鍵在於這些是他們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讀書人僅從讀書、道聽途說中得到的；其觀點雖然不一定臻至爐火純青毫無雜質，然而他們所批評的切合實際，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於說到我們彼此之間的情投意合，又別有微妙難言的默契。離別之後惟獨經常思念他們，覺得像這樣的人實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絲毫不敢以私心偏見摻雜其中。平時我之所以不斷勉勵自己，並且大體上還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於此。要做到交諍友，頌雅量。這是曾國藩的看法。
“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昔人之以詠張居正者，亦可以此詩來論定曾國藩。當時他的朋僚歌功頌德的話，我們不需一一徵引，只看左宗棠對他如何論定吧！曾國藩死後，左宗棠寄其子孝威書雲：“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輓聯雲：‘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君臣友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後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諮送，可謂往去陵谷，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復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也。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值一哂耶。”曾國藩對左宗棠始終有讚揚，無貶詞，甚至說：“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進用，亦由曾國藩所薦，但二人性情不同，“有爭者國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權力之爭，故皆能持大體。
孔子說：“切切，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之間相互批評，和睦共處，就可以叫作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國藩的好朋友邵蕙西當著曾國藩的面數落了他幾件事：一是怠慢，說他結交朋友不能長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為是，說他看詩文多固執己見；三是虛偽，說他對人能做出幾副面孔。
蕙西的話雖少，但件件是實，句句屬真，直截了當，鋒芒所向，直指曾國藩的病處。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惡之中而不能自知！
這事給曾國藩很大的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而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嚴憚的心情，拿什麼吸收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里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閒後的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麼說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過錯，蕙西不指出來，那是蕙西的過錯；朋友指出了過錯，曾國藩不改正，那是曾國藩的過錯。現在是一個直言不諱，一個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書集註》中所說的：“責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國藩的師友中，李鴻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個諍友。這在曾國藩彈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國藩為杜絕王有齡分裂湘系的企圖，在進至祁門以後，遂奏請咸豐皇帝將李元度由溫處道調往皖南道，並派他率軍3000，進駐兵家必爭之徽州。至徽州不滿十日，李世賢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門大營，卻敗退至浙江開化，這是李元度明顯傾向王有齡的跡象。及至祁門大營，絲毫沒有閉門思過的跡象，竟然擅自向糧臺索餉，並擅自回到了湖南。這使得曾國藩悔恨交加，決心彈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軍紀。曾國藩此舉，本無可厚非，但文武參佐卻群起反對，指責曾國藩忘恩負義。李鴻章“乃率一幕人往爭”，聲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說：“我自屬稿。”李鴻章表示：“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國藩氣憤地說：“聽君之便。”
後來，李鴻章負氣離開祁門，輾轉波折，欲復歸至曾的門下，曾國藩則大度相容，並寫信懇請李鴻章回營相助。
一次，李鴻章在與曾國藩暢談時，直率地指出他的弱點是懦緩，即膽子小與效率差，這兩個字入木三分地刻畫出曾國藩的致命缺點。
曾國藩既有邵蕙西、李鴻章這樣的諍友，也有吳竹如那樣的摯友，這也是曾國藩德業能夠不斷長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還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吳竹如與曾國藩促膝談心，談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國藩以知己相許，他說：“凡是閣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許諾下的古語，信了它就足以滋長您自以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負了您相知相許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終懷著恐懼的心理。”幾句話，不慍不火，不惱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國藩當即記下了他的感受：
“聽了吳竹如的幾句話，我悚然汗下，竹如對我的敬重，簡直是將神明收斂在內心。我有什麼道德能擔當得起呢？連日來安逸放肆，怎麼能成為竹如的知己？實在是玷汙竹如啊！”因曾國藩處世交友貴雅量，所以他從不苛求於人，而是待人以誠。
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關鍵在於他能否把與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資源轉化為自己的資源，把他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曾國藩就是一個善於把別人能力化為為己用的人。
曾國藩早在辦團練伊始，就釋出《招某紳耆書》，招人入局：
“我奉命協助幫理團練，稽查捉拿賊匪，接受任務以來，日夜憂心忡忡，唯恐有誤，擔心自己見識不廣，考慮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鄉的賢人不要嫌棄我，肯慷慨前來相助，藉此來廣泛地採納眾議，周密地聽取意見，以求補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經常或是寄信請人出山，或是熱情歡迎來賓，廣招英雄豪傑，諮詢高見妙法，這一片耿耿之心，想來能得到大家的體諒。……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憑眾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眾多的賢士都彙集而來，肝膽相照，那麼，即使是堅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麼艱難不能克服呢？”
曾國藩對他的弟弟說：求別人輔佐自己，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這些道理。獲得人才是最困難的，過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對待，對他們不是很欽敬，但今天看來，這些人是多麼的不可多得。你應該常常把求才作為重要的任務，至於那些無能的人，即使是至親密友，也不應久留，這主要是擔心有才的人不願與他們共事。
後來，曾國藩領兵出征，官至督撫、欽差，更加註意時時網羅人才。不僅自己如此，對他弟弟也發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說，成大事的人，以多選助手為第一要義。滿意的人選擇不到，姑且選差一點，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說要時時注意籠人，不能因為沒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對於那些才華出眾之人，曾國藩不論何時，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計籠絡過來，為己所用，如對郭意誠就是這樣。
郭意誠，字昆燾，湘中名儒。因頗具文才，咸豐、同治年間，中興諸老無不與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將他羅致自己幕下。但郭意誠極愛其婦，日不遠離，故總是力辭不就。
曾國藩也最賞識郭意誠其才。為了把他引出來幫助自己，曾寄書戲謔郭。書中雲：“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縛，請屈尊暫臨，奉商一切。並偕仙眷同行，當飭人掃榻以俟。”郭意誠出自對曾國藩的信服，接書後立即趕至湘軍營幕見曾國藩，但並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國藩又命他速歸，並作書曰：“燕雁有待飛之候，鴛鴦無獨宿之時，此亦事之可行者也。”郭意誠得書，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國藩的邀請，決心出來供職。
據說，郭意誠在曾國藩幕下是乾得很好的，成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摺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對他關懷備至，或準他的假，讓其多回家，或命他將夫人接來，不影響他們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誠有一段時間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時歸營，曾國藩連續發過幾次信催其速歸。曾國藩於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說：“公牘私函意誠均可料理”，足見曾國藩對郭意誠的信任。
曾國藩就是這樣，時時不忘求人自輔。只有時時不忘，才能抓住時機，籠人有術，把別人招納不來的人才吸引過來，以佐事業之輝煌。
有很多人，遇到挫折後，不是去尋求方法克服困難，而是把一切原因都歸結到別人身上，喜歡遷怒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