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怒別人只能給自己的人際交往帶來障礙，對排除困難沒有好處。因此，克服挫折應該首先想到善待別人。
社會逆境引起的挫折，其根源都是人為的。對於有意為自己設定障礙的人，受挫者該如何對待呢？是耿耿於懷，視為永遠的敵人？還是寬容大度，化干戈為玉帛呢？應該是後者。
寬容不是對原則問題的一種讓步，而是對他人的一些非原則性的缺點和過失的一種寬容和諒解。寬恕看起來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但如果不寬容而去傷害只能導致冤冤相報的惡性迴圈，那麼就會出現“冤冤相報何時了”的後果。同時，不肯寬恕別人的人往往使自己吃苦，他們會因此失眠、腸胃不適，甚至還會引起高血壓。然而一旦寬恕別人之後，他們就會超越一次巨大的挫折——一種可以稱為再生的心靈淨化過程。當然，受到傷害的人必須有時間處理自己的憤怒，認清自己對整個事件所負的責任以及拒絕寬恕會帶來的後果，然後寬恕才能發揮最好的功效。
大人有大量
俗話說“大人有大量”、“宰相肚裡能撐船”，說的是胸懷和氣度。人的職位越高，氣度應該越大，二者是正比關係。曾國藩最愛讀《資治通鑑》，他十分欽佩唐代宰相，認為他們都有胸襟，所以國家氣運旺盛。他總結了開國宰相與中興宰相的不同，認為前者必須見識遠，有大胸襟、大氣度。中興宰相則側重於具體事務，一步一個腳印，穩紮穩打。曾國藩還特別注意到：古往今來的大失敗者包括那些英雄們，也都敗在不能“降龍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沒有氣度。
人生中總有些不順心的事情時常發生；但是，要想獲取成功性格，必須克服為這些小事所累的心理，做到以大事為重，處處呈現英雄氣概。曾國藩對自己的密友說：獲取成功性格全在英雄大氣；否則就會毀於細小之事的纏繞。那麼什麼是“成大器須靠英雄氣”呢？當然，“成大器”就是獲取成功性格。
下面我們將用比較的方法來談這個問題。
曾國藩主張三種“英雄氣”。一是在應戰之剛毅：曾國藩的剛毅性格，在他兵困祁門時有充分的表現。1860年，曾國藩駐紮在祁門。當時安徽南北十室九空，從金陵到徽州八百餘里，遍地都是太平軍，沒有哪一天沒有戰鬥。徽州剛失陷時，休、祁一帶大為震驚。有的人勸曾國藩將軍營移到別的地方，他說：“我初次進兵，遇到危險就退卻，以後的事情怎麼說呢？我離開這裡一步，就沒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強！敵軍到後，四面圍攻。他親筆寫下遺囑，營帳上懸掛佩刀，從容佈置迎敵，沒有改變平常的態度。死守了二十來天后，徵召鮑超一起大戰一場，將敵軍驅趕到嶺外。他的幕僚曾總結說：以十餘年來共同誅殺未果的狂妄“敵軍”，曾國藩領軍4年，就依次予以蕩平，都是因為在祁門剛開始時的倔強和不膽怯，才能夠使敵軍膽寒而使我軍振作士氣。
二是做事忍耐：曾國藩對曾國荃缺乏忍耐性格，說：“難禁風浪”四字條幅已完好歸還，我很高興。古來豪傑皆以這四個字為大禁戒。我們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無剛四字當作大的羞恥。因此男兒立身行事，必須有倔強的大丈夫氣概，僅幾萬人被困於城下，士氣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數萬人的剛氣而長久不使它消沉下去，這正是你比別人高明之處，更應當在這些地方下些功夫。曾國藩又以“忍耐”勉勵他的好友馮樹堂等，在他得知馮樹堂因參加考試被大雨困於場屋之事後，寫詩道：卻笑群兒薄心膽，瑟縮啾唧良足哀。
丈夫守身要倔強，雖有艱厄無愁猜。
我今高臥舒兩膝，深簷大棟何恢恢！
白日鼾聲答雷雨，殘滴初歇清夢迴。
甘眠美食豈非慶，又聞逸樂生禍胎。
數君健強齒尚未，正可磨鍊筋與骨。
三是為人之坦蕩：曾國藩強調為人不可剛愎，他說：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但強毅與剛愎不同。古人說：自勝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好，皆自勝之意。如不習慣早起，而強制天未亮即起；不習慣莊重尊敬，而強制參與祭祀儀式；不習慣勞苦，而強制與士兵同甘共苦，勤勞不倦，這就是強。不習慣有恆，而強制自己堅定地持之以恆，這就是毅。不這樣做卻以氣勢勝人，是剛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實有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謹。曾國藩在處世中把大度與戒怒、寬容與倔強糅合得如此貼切，而又把強毅與剛愎區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謂處世之楷模。
曾國藩還把度量的大小列為區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標尺。他說：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屐；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曾國藩以此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指導思想。
不顧是非的掣肘，是常見並最易引起相互報復而結仇的現象。曾氏在面對這類情況時，正是秉著宏其度、反求諸己的精神去處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撫沈葆楨因厘金分配問題發生爭執，沈要扣下應解湘軍的厘金自用。除了雙方上報朝廷裁定外，曾國藩這樣解剖自己：日內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己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石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當時，曾國藩正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的身份統轄包括江西在內的四省軍務，巡撫也歸其“節制”之列。此事雖最後由朝廷裁決，但其嚴於責己的精神無疑是可貴的。只有具備了這種精神，才能更易於與人精誠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中國古代歷來推崇那些胸懷寬廣、大度容物的品格，所謂“宰相肚裡能撐船”即言此情。曾國藩在講求“廣其識”、“宏其度”的同時，又不忽略倔強與骨氣的成功性格素質的作用，則是一種深層次的修養。
不善用人者為庸人
交人要交那些心地坦誠、肝膽相照的人，選將選兵自然也要選那些“忠義血性”之輩，至於樸實耐勞、智略才識當然亦是斷不可少。從曾國藩所規定的選將標準來看，湘軍的選將制度較為嚴格，大致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一是忠義血性；二是廉明為用；三是簡默樸實；四是智略才識；五是堅忍耐勞。
曾國藩在選將中，將“忠義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謂“忠義血性”，就是要求湘軍將領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覺維護以三綱五常為根本的封建統治秩序，具有誓死與起義農民頑抗到底的意志。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則請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鉅細，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萬不可帶勇，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選用具有“忠義血性”者為將領，可以為整個軍隊起到表率作用，“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這樣便可以帶動全軍效忠封建的統治，從而能夠使這支新興的軍隊——湘軍，不但具有鎮壓農民起義的能力，同時還具有“轉移世風”的政治功能。
曾國藩強調“廉明為用”。對於“廉”、“明”二字，他解釋說：“弁勇之於本營將領，他事尚不深求，唯銀錢之潔否，保舉之當否，則眾目眈眈，以此相伺，眾口嘖嘖，以此相譏。唯自處於廉，以私出入款項，使闔營共見共聞，清潔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賞，又常常從寬，使在下者恆得沾潤膏澤，則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臨陣之際，看明某弁系衝鋒陷陣，某弁系隨後助勢，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見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證之以平日辦事之勤惰虛實，逐細考核，久之，雖一勇一夫之長短賢否，皆有以識其大略，則漸幾於明矣。”
“廉”，對於軍隊來說是極為敏感的問題。綠營將帥剋扣軍餉，冒領缺額以自肥的現象，早已是公開的腐敗行徑。這深為士兵所不滿，嚴重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那麼，曾國藩在新組建的軍隊上，要做到與眾不同，就必須在選將問題上高度重視，因為它直接關係到湘軍的戰鬥力。
“明”是指將領要做到賞罰分明，是非不淆。“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對於一般將領要求其“精明”，而對於高階將領，則要求其必須高明，這樣才能夠具有遠見卓識。
曾國藩反覆強調將領要具備“廉”、“明”的品質，這對於改善官、兵關係，提高戰鬥力，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第三，選取將領，專取“簡默樸實”之人。曾國藩對於綠營軍官氣深重，投機取巧，迎合鑽營的腐敗風氣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他深感積習難改。“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戰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淳，其意蕩然”，曾國藩從內心裡慨嘆：即使“嶽王復生，或可換孱兵之筋骨；孔子復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曾國藩規定，一方面湘軍不用入營已久的綠營兵和守備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強調挑選將領要側重“純樸”。所謂“純樸”是指腳踏實地，無官氣，不浮誇虛飾。曾國藩經過遴選，將大量“純樸”之人委以重任，這對於提高湘軍戰鬥力和耐力極為有效。
第四，“智略才識”是曾國藩選將的又一標準。曾國藩認為：“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決不能選用冗冗者。”他指出：“其冗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曾國藩力求從書生中選拔人才。藉助於他們知書達理，努力克服綠營將領缺乏韜略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