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自己留一條出路
護身的人，因人而異，因時而別，凡是善於護身的人都知道這一點秘密，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藏在最隱秘的地方。
張良，字子房，又以封地稱留侯。出身名門望族，其祖及父五世為相韓國。韓被秦滅後，他圖謀復韓，曾指派刺客持120斤重的大鐵椎擊秦始皇而未中，因此獲罪逃亡在下邳（今江蘇雎寧北）藏匿。陳勝、吳廣起義後，張良立即聚眾響應，先投項羽之叔項梁，並勸說項梁立韓國貴族後裔成為韓王，實現了自己復韓的理想。後韓王因投靠劉邦為項羽所殺，張良復歸劉邦，成為劉邦的主要謀臣。他深謀遠慮，而且出謀必勝，很為劉邦賞識和佩服，讚譽他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人傑。他為劉邦取得楚漢戰爭的勝利立下了不朽功績，是漢代立國的大功臣，是史家所稱“漢初三傑”之一，他是我國曆史上一位名揚史冊的大謀略家。
張良先是投奔項梁圖謀復韓，“合”之，後韓王為項羽所殺，就投奔劉邦，“忤”項“合”劉。適時地實行忤合術，是張良成功的關鍵所在。
張良善謀國也善謀身。張良既是一個胸懷宏圖大志、敢作敢為（如刺殺秦始皇等）的人，又很謙虛謹慎，懂得適可而止。這充分反映在張良對待劉邦稱帝后給他論功行封的態度上。勞苦功高，忠誠漢室，劉邦非常敬重他，因此在論功行封的會議上，劉邦讓張良自己選擇齊國3萬戶的食邑，張良卻辭讓不受，反而謙虛地請求封給他首次與劉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蘇沛縣，只有萬戶）。劉邦為其感動，便同意了他的請求。他辭封時說：“自己在韓國滅亡之後淪為一個布衣，一個布衣能得封萬戶，位在列侯，應該滿足。”封建士大夫出身的張良，在業成功垂之後，不僅不居功自傲，還能自謙相讓，實在難能可貴！
張良謀國有遠慮，謀身知近憂。儘管劉邦待他不薄，但他深知劉邦的為人。當他目睹彭越、韓信等有功之臣陸續遭致悲慘結局之後，不能不聯想到歷史上范蠡、文種在扶助勾踐再興越國後的不同選擇和結果。他深悟“敵國破，謀臣亡”的哲理。他不願意步文種、彭越、韓信的後塵，而是要明哲保身。於是他主動向劉邦提出告退，“忤”之而專事修道養身，並想輕身成仙。後因呂后感德張良，極力相勸，張良才仍食人間煙火。但他對於國政大事已不再積極過問了。
對於張良的功成告退，史家多有褒貶，說法不一。但是作為一個謀略家，張良是非常懂得權衡利弊關係的。在國家大局已定的情況下，身體不好，年邁知退，讓位後人，現在看來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智者雖然獲取成功性格了，但是要能給自己留有一條出路，想到自己不曾獲取成功性格的時候那種尷尬和難受，這樣才能更加珍惜自己眼前的獲取成功性格。曾國藩並不想一時獲取成功性格，而是想一生獲取成功性格。因此，他能憑藉自己犀利的眼光，看出人生的幾條路來。這是一種無法匹敵的智慧。
曾國藩本來是一個虔信程朱理學的學者，不幸的是那個時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興名臣。從1852年奉旨興辦團練開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過問軍事。他仿照明代戚繼光建立了一支不同於綠營軍（官兵）的新型軍隊，這支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強，為他立下了赫赫戰功；然而，正當它處於威震四海的頂峰時期，曾國藩下令解散它。他為朝廷建立了一支軍隊，卻為自己解散了這支軍隊。
曾國藩自從“特開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從團練改編而成的軍隊——湘軍時，便洶洶然地衝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最前列，此時他完全被維護皇權的義務感和炫耀自己的功業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後的征戰生涯中，不僅戰事棘手，屢屢受挫，而且也時常受到來自清政府內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謂身陷煉獄，備嘗艱辛，但他畢竟都竭蹶經營，“咬牙立志”地堅持了下來。在1857年回家守制時，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軍出征以來的經驗教訓，後來在寫給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因此，當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時，則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剋制，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歷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功高震主的問題。有鑑於此，他將周公旦視為自己的楷模，時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專橫跋扈而不得善終為戒。由此不難理解他為什麼在出任兩江總督兼節制四省軍務以後，對如此位高權重卻顯得喜不勝憂。曾國藩在日記中披露了他的真實心跡：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制四省，恐蹈覆負乘之咎也。曾國藩時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貴常蹈危”這一殘酷的歷史教訓，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封建統治術。只有推美讓功，才能持泰保盈。
當天京合圍之後，李鴻章、左宗棠先後攻下了蘇、杭，可50000大軍陳兵於天京城外，卻難以將天京攻下，來自於朝廷上下的各種議論紛起，這不能不引起曾國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與沈葆楨爭奪江西厘金問題上，更引起他的警覺，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楨而壓抑自己，使之處於極難的處境之中。曾國藩在寫給曾國荃的信中表露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方萬分艱窘，戶部尤將江西厘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共事諸公易致齟齬，稍露聲色，群譏以為恃功驕蹇。在這裡，曾國藩並非教條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憂天，因為他已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清朝200年來權勢最大的漢人，一舉一動都將引來眾人的矚目與猜忌。他在寫給李鴻章的信中道：長江三千里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厘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曾國藩十分了解其弟曾國荃的秉性：精力充沛，有謀有勇，敢作敢為，願為人先。同時又不失驕縱、蠻橫。隨其勢力逐漸擴大曾國藩愈益為他擔心，唯恐其稍有不慎，而釀出禍患。因此，在天下矚目的天京戰役上，曾國藩苦口婆心，提醒曾國荃要慎而又慎。
這些外界的謠言，曾國藩早已知道。那些清軍將領，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討厭曾國藩這班書生風頭太健，常思懲之。清軍中有一位高階將領，名叫勝保，每戰必敗，每敗必保，時人稱之為“敗保”。他最討厭曾國藩兄弟。蔡壽祺跟勝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彈劾曾國藩，曾國藩先裁湘軍，以免授人以柄，就是這個關係。
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於如何處理大功後他所面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天京陷落的訊息傳至安慶以後，他更是繞室彷徨，徹夜思考，對於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做出相應的處理辦法。
當曾國藩從安慶趕到江寧的時候，持盈保泰的解決方案已完全成熟。
於是，他在湘軍聲威達於極盛之時，毅然以“湘軍作戰年久，暮氣已深”為理由，奏請裁湘軍歸鄉里，明白表示無挾軍權自重的態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軍“自抑”，而非裁軍“自滅”，因在裁軍上，曾國藩的計謀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戰事尚未結束之前，即計劃裁撤湘軍。他在兩江總督任內，便已拼命籌錢，兩年之間，已籌到500萬兩。錢籌好了，辦法擬好了。戰事一告結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費早已籌妥了。
裁兵經費籌妥了，裁兵辦法擬好了，只等勝利的蒞臨。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7月初旬開始裁兵，一月之間，首先裁去25000人，隨後亦略有裁遣。人說招兵容易裁兵難，以曾國藩看來，因為事事有計劃、有準備，也就變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這也是他強人之處。
曾國藩裁軍不辭官，在攻破天京後，皇帝封他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爵位。他是事實上的湘軍領袖，凡是湘軍出身的將領，無論是執掌兵權抑或出任疆圻，都視他為精神上思想上的領導者，而湘軍在裁遣之後，被裁者多至數萬，功名路斷，難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懷不滿。
曾國藩如果在此時請求解官回籍終制，皇帝當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鄉間之後，以一個在籍鄉紳的地位，忽然為一群圖謀不逞之人所挾制，並奉之為領袖人物，即使曾國藩知道如何應付，而對清朝政府來說，也仍然不是保全功名之道。如果清政府懷有過分的恐懼，以為曾國藩之辭卸官職，正表示他有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的意願，那就更容易發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國藩在此時一方面自動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兩江總督上繼續為清政府效力，決不輕言去留，無疑正是使清政府絕對感覺放心的最好辦法。試看他在兩江總督任內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勞苦為辭，逢到軍事失利，立即趁機推薦李鴻章自代，亦無非仍是遠權勢而避嫌疑的做法，不過在表面上不太顯露痕跡而已。至此，我們當然要相信曾國藩之功成不居與遠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貫作風了。
裁撤湘軍，曾國藩謀事在先，“盛時常做衰時想”的一個典型事件。
曾國藩一貫主張：“盛時常為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人生多半無奈與委婉
《三國演義》中根據歷史故事改編的“曹操煮酒論英雄”一節非常精彩，這則故事在《華陽國志》、《獻帝起居注》等當時史書中均有記載。建安四年夏，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掃蕩呂布，平定淮東，很是躊躇滿志，在他心目中，袁紹、袁術、劉表三路諸侯只是匹夫而已，唯有被自己羈縻於許昌、無強兵可恃的劉備卻是人中豪傑，如果放虎歸山，將是自己爭霸天下的強大對手，但他到底如何，自己心中也沒底，就總是對他試探。
劉備則以韜晦計策虛靜以待，每日裝愚弄拙，只是種菜養花，裝出一副胸無大志的樣子。曹操對他仍很不放心，一日，決定請劉備到家中小宴，以觀察劉備的虛實。
酒至半酣，忽然天雲漠漠，驟雨將至。曹操問劉備道：“龍這種神物，可比世間英雄。劉備你久歷四方，見多識廣，必知四方英雄人物，請指示一二。”劉備託詞道：“我一個肉眼凡胎，怎能識別英雄庸才，還是請丞相賜教。”但曹操不依不饒，劉備無奈，只得虛與委蛇，成心舉出袁術、袁紹、劉表等人，但為曹操一一駁斥。劉備無法，佯裝不知到底英雄是何方神聖，就問道：“丞相到底以為誰可稱得上英雄？”曹操突然手指劉備，然後自指，朗朗說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是擲地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