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個劉備，卻是聞言大吃一驚，將手中所執的匙筷嚇得掉落在地，恰好此時正是雷聲大作，電光一片。劉備從容拾起湯匙說：“好大的雷聲啊，把我嚇了一大跳！”曹操笑道：“大丈夫難道還怕雷嗎？”劉備說：“電閃雷鳴，還能不怕？”將剛才的失態輕輕掩飾過去了。
這裡，劉備運用“反應術”，反彈琵琶，應對曹操，使曹操自此不疑劉備。
在曾國藩的處世經中，對於能決定他生殺予奪的最高統治者——也就是皇帝的態度大體有四：一、逆來順受。二、以死效忠。三、無奈的時候，“緩”和“拖”。四、有所欲求的時候，委婉而言。
曾國藩的處世經中，有這樣一條：在有所欲求於上時，要委婉而言。曾國藩辦事儘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側擊，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樣，既得到自己所要求的東西，又保住了自己的體面。1857年1月，曾國藩在九江勞師後所上的《附陳近日軍情催各省協餉片》奏摺就是這樣的典型作品。奏摺中的第一點，他反覆強調了李續賓、楊嶽斌所統率的湘軍水陸師，本來是曾國藩的部隊，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調給胡林翼的。現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經收復，即如湖北的蘄州、黃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復。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將李、楊統率的湘軍水陸師撥還給曾國藩節制調遣。奏摺中的第二點，旨在張揚他自己舊部李續賓、楊嶽斌部水陸師的赫赫戰功，為湘軍塗脂抹粉，為自己貼金。奏摺中第三個要點是，強調李、楊所部水陸師力量的強大，藉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摺中第四個要點，是奏摺中的要害。他不說自己是李續賓、楊嶽斌所部水陸師的司令，但在奏摺中卻為李、楊所部湘軍請餉、催餉，無異以李、楊所部指揮者自居。
曾國藩的請求自有其道理。自從1855年10月曾國藩派遣羅澤南從江西分軍前往武昌外圍增援胡林翼後，不久，翼王石達開用兵江西，開闢江西省根據地，曾國藩部湘軍一再受到沉重打擊。他承受了許多風浪，歷盡艱險，以至退守南昌，日坐危城，日夕盼望駱秉璋、胡林翼派兵前來，以紓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揮湘、楚軍，及早攻佔武昌，然後水陸東下，與自己會師於潯陽江上。現在胡林翼終於佔領武昌，攻佔武昌的主力是湘軍水陸師，其中李續賓統率的湘軍，是胡林翼奏調去的；楊嶽斌統率的外江水師，是曾國藩派去武昌外圍增援胡林翼的。所以，曾國藩認為：清政府應該將楊、李所部湘軍水陸師撥還自己。
胡林翼是聰明人，有意命李續賓、楊載福統率的湘軍水陸師東下，自己卻不隨軍指揮。胡林翼把這個球踢過來，曾國藩心領神會，立刻把球接了過來。1857年1月15日，他興沖沖地從吳城鎮迅速趕到九江勞師，會晤李續賓、楊嶽斌。他們對曾國藩的尊重不減當年，這對曾國藩說來是最大的安慰，因為這標明湘軍中圍繞著他的強固的凝聚力並未削弱。
曾國藩說，這次九江勞師，目睹湘軍水陸師軍容甚盛，兵力強大，感到不勝欣慰。他真正感到舒服的是胡林翼在湖北長期發展、擴編湘軍水陸師，能夠始終堅持沿用湘軍營制，提拔重用的是曾國藩所“心許”的人物。
綜觀曾國藩以上四條，沒有一處明確表示他還要朝廷歸還李、楊所部等主張，而是繞來繞去，曲意示衷。
學會“閒置”之道
曾國藩激流勇退，這說明他已經看透了人生。晚年的曾國藩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為政，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上疏請辭，可語氣又不能太硬，語氣不硬，又怎麼能獲得恩准？即使獲得恩准，萬一戰事又起，他不也還是被徵召嗎？前後不能，進退兩難，怎麼辦呢？
曾國藩為什麼不願為政，他有三條理由：一是“督撫不易做，近則多事之秋，必須籌兵籌餉。籌兵則恐以攻挫致謗，籌餉則恐以搜刮而致怨。二者皆易壞名聲”。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後權太重，利權太大，不能不縮手以釋群疑”。三是他認為“凡做大官，處安榮之境，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平世辭榮避位，即為安身良策。亂世辭榮避位，尚非良策也”。
於是他上疏告病請求退休，李鴻章聽說後寫信告訴老師：“奏章的語氣不可太堅決，這樣除了讓人覺得痕跡太重沒別的用處，而且未必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發生戰爭，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徵召，到那時就更加進退兩難了。”曾國藩覺得他學生的這些話都切中事理，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這樣一個辦法，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決計今後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軍營中照料雜事，維繫軍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這樣或許可以避免大禍大謗。如果遇上小小的兇咎，我也只將聽之任之。”
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他還陳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我們兄弟蒙受國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終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像以前所說的那樣，將禍福譭譽置之度外，坦坦蕩蕩，行法俟命而已。曾國藩只求能將自己閒置起來，不進不退，不露不顯，這樣就可以消除心腹們的後顧之憂（李鴻章之所以不願曾國藩退休，不就是怕失去他老師這一靠山嗎），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們的閒言碎語，既不至於讓皇上為難，也不至於讓自己處於被動之中，真是一箭數雕！
自己讓自己安下心來
任何時候，都有善於鑽營、巴結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這種人挖空心思謀求個人私利，打擊壓制能人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國藩對那些結黨營私、苟且求生、貪圖享樂的庸官俗僚瞭如指掌，他想做點利國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來閒言碎語。加上清王室乃是滿清旗人的王室，對漢人有著強烈的排斥與擠壓，使得曾國藩有所警惕。為避權爭，曾國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遠慮，唯恐不周。
咸豐十年（1860）閏二月，咸豐帝任命劉長佑為廣西巡撫，正是這一轉變的先兆。三四月間，當江南大營徹底崩潰，蘇南正在瓦解的訊息傳到北京時，人們感到問題十分嚴重，議論紛紛。早在道光末年就與曾國藩建立友誼的莫友芝，“與二三名流議江督非公（即曾國藩）不可，而其侍君者為尚書肅順，適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館其家，遂往商焉。高白於肅順，肅然之。翌日徑直至高館，握手曰事成焉”。4月，即宣佈任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曾為湘軍建立者，也是咸豐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撫，兼掌軍政兩權，就成了湘軍集團與滿族貴族的關係能否進入新階段的關鍵。肅順乘時進言破關，其他人就不難繼曾而出任督撫。這就是說，滿族貴族終於拋棄舊的方針，而採用新的方針，即由使用、限制，改為全面依靠。事實也證明了這一轉變。6月，不僅實授曾為兩江總督，且加以欽差大臣重任。此後對曾國藩的下屬又多有任命。這顯然是向曾國藩伸出了結交之手，他所給予湘軍集團的實權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儘管曾國藩對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卻始終不動聲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間接往來。後來肅順被慈禧以政變形式處決，想要進一步清除其黨羽時，自然沒有任何有關曾國藩的把柄。
道光帝的第六子，即後來封為恭親王的奕雖然沒有繼承皇位，但在咸豐、同治、光緒三朝發揮了他人無可替代的作用。奕生於道光十二年（1833），比生於嘉慶十六年（1811）的曾國藩小22歲。奕是皇子，在咸豐末年至同治時期，是清廷各項大政的主要決策者之一。曾國藩於咸豐二年離京，一別14年。兩人從年齡、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歷史的鉅變，他們之間很可能終生都不會打交道。但喜歡捉弄人的歷史偏偏讓這兩個重量級人物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發生難以割捨的關係。咸豐末年，由於肅順鼎力相薦，清廷開始考慮把鎮壓太平天國的任務交給曾國藩等湘軍首領。但曾國藩有湖南人特有的機警，對肅順的重用沒有任何表示，以致慈禧、奕發動政變，查抄肅順家產時，發現了許多朝野文武大臣與肅順交往的信件，但沒有發現曾國藩寫給肅順的一字一言，以至於慈禧發出“曾國藩乃忠臣”的讚歎。
政變18天后，奕請兩宮皇太后正式委任兩江總督曾國藩節制江南四省軍務。將江南軍務委之於曾國藩，這是咸豐十年就決定了的事。現在奕明確委江南四省軍務於曾國藩，是要表示新政權對於曾氏的信任，比之肅順時代將有過之而無不及。人稱肅順推重“湘賢”，此事不假。但肅順當政時，同時也設江南、江北大營以與湘軍分功。奕當政後，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營，而令曾國藩節制四省軍務，這說明他承認正規的八旗、綠營軍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漢族地主武裝中蘊藏著的巨大潛力，決心將它發掘出來。
之所以令曾國藩節制江南四省軍務，還在於奕認識到中南戰場的嚴重性。在那裡，太平軍佔據著江北重鎮廬州，並與捻軍張樂行部、苗沛霖部協同作戰。在江南，太平軍正謀求向財賦之區的蘇浙發展，早已佔領蘇州、常州；並新克名城嚴州、紹興、寧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吳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報頻傳。因此，儘管於咸豐帝大喪期間湘軍佔領了長江中游的安慶，但形勢仍不能掉以輕心，前敵各軍必須統籌兼顧，改變以往不相統屬、互不救援的積習。令曾國藩節制四省軍務，就是授以前敵指揮大權。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變化是，朝廷放手讓湘軍將帥出任地方長官的同時，給曾國藩等人極大的軍事便宜處置權。過去將帥有所行動要連日奏報，聽從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奕向前敵將帥表達兩宮皇太后及皇帝的關注，寄諭說，兩宮皇太后“日與議政王軍機大臣籌商軍務，每於該大臣等奏報到時，詳加批覽，一切規劃，輒深嘉許，言聽計從”，要求各將帥要及時將有裨軍務的“勝算老謀”奏報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權密切關注著前方戰場的動向，並給將帥們以必要的信賴感。
但是這期間，曾國藩卻連篇累牘地請求收回節制四省軍務的成命，說“權位太重，恐開爭權競勢之風，並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曾國藩是理學家，又熟諳清代掌故，他知道愛新覺羅皇朝對漢族官員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漢官雖可任巡撫，可任總督，但身兼四省軍務者還沒有過。“權重足以起禍”，他對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過切膚之痛。
現在曾國藩有顧慮是可以理解的。但奕清楚，政變後起用祁雋藻、翁心存和彭蘊章，只是借用他們的聲望，並未付以實權，沒讓他們回軍機處，真正依靠的是漢臣以及漢族地主武裝，實行的是沒有肅順的肅順政策。這個政策的底數應該交給曾國藩。對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圖報。奕特地請兩宮皇太后鈐發上諭慰勉說：“若非曾國藩之悃忱真摯，亦豈能輕假事權？”“望以軍務為重，力圖征剿，以拯生民於水火”，不許曾國藩再辭。
曾國藩這才“勉強”接受了四省兵權，但同時趕緊表示，今後要更加努力盡忠報國，每隔10日以奏摺彙報一次，以免“朝廷廑念”、“誠惶誠恐”之態溢於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