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處勝人並不是一件好事
永爭第一是絕大多數人競爭的一種性格，但成大事者不在於處處爭強，而在於適當地儲存實力，在最需要的地方爭第一。
處處要爭第一名就是爭強好勝。爭強好勝的性格特點如果控制得好的話，可以幫助一個人在人生道路上永葆充足的動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爭強好勝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對它加以有效控制的話，它也很可能會成為影響我們正常發展的一個弱點，成為我們得罪別人的性格弱點。
1868年5月16日，曾國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其後，由於籌辦“剿”捻的後路軍火有功，封予他雲騎尉世職。在一年中數遷，曾國藩可謂榮耀之至，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對他很重視。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覺到有一個陰影一直圍繞著他，這就是曾國荃彈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漢官密佈的長江中下游地區，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廣總督之職。胡林翼任湖北巡撫時，知其不可動，遂處處推美讓功，以籠絡官文，使得湘軍在諸事上均比較順利。胡林翼死後，官文與湘軍維持著表面的和氣，但實際上已變得十分疏遠。此次，曾國荃接任湖北巡撫，與官文同居一城，驟然間雙方的關係緊張起來。
因為湖北按察司唐際盛與曾國荃的至友黃南坡仇隙很深，於是唐際盛便慫恿官文，奏請曾國荃幫辦軍務，以使其離開武昌，免於督撫同城。由此，曾國荃便與官文結怨，並伺機進行報復。
曾國荃先是奏參唐際盛，接著就彈劾官文。由於曾國荃營中無文員，奏摺草擬後無人商量，恰逢曾紀澤在營中，但又不知參劾官文後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摺發出後，語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長，首尾不相顧。曾國藩的心腹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載道：原折沅公親筆，而剛（曾紀澤）所商定，併為繕寫，以貪庸驕蹇，欺罔徇私，寵任家丁，貽誤軍政，循例糾參裝頭，後列各款，語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長，首尾不相顧。曾國荃怕曾國藩知道後，阻撓其彈劾官文，因此故意揹著他。外間知道曾國荃參劾官文後，不僅湖北計程車紳持反對態度，就是曾國藩的門生故吏也認為此事大為不妥。曾國藩十分擔憂，唯恐由此開罪了滿洲貴族，於以後不利。因此，曾國藩在事先和事後均表示出憂慮之情，不太贊同此舉。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書信中。他囑咐曾國荃說：“順齋排行一節，亦請暫置緩圖。”原因是：“此等事幸而獲勝，而眾人眈眈環伺，必欲尋隙一洩其忿。彼不能報復，而眾人若皆思代彼報者。”總之，“弟謀為此舉，則人指為恃武功，恃聖眷，恃門第，而巍巍招風之象見矣，請緩圖之”。隨後，曾國藩又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說：“順齋一案，接餘函後能否中輟？懸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為兄弟熟商而行，不關乎會晤與否。”再過十天，曾國藩已得知奏參官文之事已發，反覆叮囑曾國荃：“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一再告誡：“福益外家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國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認定了的事就非幹不可。他陳述自己為何要參劾官文的出發點是：“臣竊維端揆疆寄，乃國家之重臣，非於軍務、吏治、國計民生、地方安危，確有關係，雖至愚極戇，何敢曝其所短，輕列彈章？”進而，他在奏摺中具體列舉了官文七條罪狀。事情發生後，經反覆籌思，曾國藩便“密摺保官（官文），請勿深究”。可是，曾國藩此舉，卻引起了外間的紛言，一時間曾國藩“劾老九”之語，紛紛揚揚，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只有“麻木不仁處之”，以靜觀時變。
軍機處派出專查此案的欽差，則“字字開脫，列據各司道文武稟覆供詞，以駁原參，幾無一事稍有影響，連閱前後兩折，直如兒戲，直足令人噴飯”。甚至有人認為曾國荃指責官文“肅黨”一事不實，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國荃誣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裡清楚，此次參劾純屬湘系與滿洲權貴之間的權力之爭，而捻軍正盛，還需要利用湘淮兩軍出力，因此，開去官文的湖廣總督職，留大學士銜，回京後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統，實際上對官文並沒有什麼損害。
但令曾國藩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此後不久，一大批湘軍官員被紛紛開缺回籍，如陝甘總督楊嶽斌、陝西巡撫劉蓉、廣東巡撫郭嵩燾、湖北巡撫曾國荃、直隸總督劉長佑。這不由得使曾國藩警醒起來，他覺得這有可能是參劾事件所引起的後果。曾國藩在給郭嵩燾的信中寫道：官相（官文）剛才有署直隸之信，不知印渠何故開缺？近日厚（楊嶽斌）、霞（劉蓉）、筠（郭嵩燾）、沅（曾國荃）次第去位，而印（劉長佑）復繼之，吾鄉極盛困難之耶，思之悚惕。這不能不使曾國藩為自己的末路憂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對自己的冷淡和疏遠，對為官不得罪宦室更有了一層深切的體驗。9月13日，曾國藩奉到上諭：“著調補直隸總督，兩江總督著馬新貽調補。”曾國藩深知，由兩江調往直隸，這並非是對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隸，上下矚目，只恐難以任久。可及早辭謝，又難於為陳請開缺的措辭。所以，曾國藩選擇了不以勝人為勝，而是以退為進，極為聰明。
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應當學會不必處處勝人。拿破崙的家務總管康斯坦在《拿破崙私生活拾遺》第1冊73頁曾寫道，他常和約瑟芬打檯球：“雖然我的技術不錯，我總是讓她贏，這樣她就非常高興。”
我們可從康斯坦的話裡得到一個教訓：讓我們的顧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瑣碎的爭論上贏過我們。
釋迦說：“根本消恨，端賴愛止。”爭強好勝不可能消除誤會，只有靠技巧、協調、寬容，才能消除誤會。
林肯有一次斥責一位和同事發生激烈爭吵的青年軍官，他說：“任何決心有所成就的人，絕不會在私人爭執上耗時間，爭執的後果，不是他所能承擔得起的。而後果包括髮脾氣、失去自制。要在跟別人擁有相等權利的事物上，多讓步一點；而那些顯然是你對的事情，就讓得少一點。與其跟狗爭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讓它先走。因為，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咬傷。”
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因此便有“謙謙君子”之說。“謙”是傳統美德，“假謙”自然也威力無比。其一，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易於團結人；其二，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易於驕敵；其三，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敵疏於防備，偽謙假恭皆出於迷惑政敵的官場鬥爭需要，攻則出其不意，守則無懈可擊。
在困境中與人相處的方法
處於困難的時候，如何凝聚人心，這是最為關鍵的成功術。曾國藩在這方面可謂很有招術，以致當時人們認為他也很崇尚權術。
曾國藩被困祁門時，李鴻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離開。幕府僅有程尚齋（桓生，字尚齋）等幾人，沒有一點生氣。面對越來越冷落的“門庭”，曾國藩困窘不堪。這時李秀成帶太平軍大隊人馬破了羊棧嶺，進克黟縣，距曾國藩總指揮部的祁門大營僅八十里，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當時，曾國藩身邊只有三千防兵，駐紮休寧的張運蘭更是岌岌可危。曾國藩只好急調鮑超馳援祁門。曾國藩此番處於絕境，自料難逃一死，連遺囑都寫好了。祁門大營的幕僚驚慌失措，亂做一團。曾國藩見人心已散，不可強留，乃心生一計。一天，對其中一人說：“死在一堆何如？”眾幕僚默不做答，悄悄將行李放在舟中，為逃避計。一日曾國藩忽傳令曰：“賊勢如此，有欲暫歸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眾幕僚聽到這段話，大受感動，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可是李秀成在休寧柏莊嶺與鮑超、張運蘭大戰失利，隨即匆匆撤兵南下，經屯溪、婺源轉入浙江，使曾國藩白撿了一條命。在此期間，曾國藩表面上談笑風生，神態自若，內心則極為恐懼。據說，李秀成退兵之後，鮑超率親兵一隊前往祁門大營拜見曾國藩，曾國藩從容而出。鮑超下馬，將行禮，曾國藩快步上前，與鮑超相擁抱，並說：“不想仍能與老弟見面！”言畢淚下，“不復能自持矣”。可見這次祁門被圍，在精神上對曾國藩打擊之重。
李秀成雖然走了，但太平軍仍有大批人馬留在皖南，尤其在佔領徽州以後，太平軍隨時都有可能進攻祁門。所以，曾國藩令鮑超留駐漁亭，張運蘭駐紮黟縣，以加強祁門大營的防衛力量。但是，由於皖南地形特殊，而在兵力對比上湘軍又處於劣勢，因而，曾國藩仍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困境。
1860年12月中旬，太平軍兵馬三路再次向祁門發動進攻。東路破德清、婺源直趨祁門，西路破建德、鄱陽轉攻景德鎮，北路入洋棧嶺進逼黟縣。曾國藩四面楚歌，再次陷於驚恐之中。他在家信中說：“自11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5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曾國藩用兵皖南，全靠江西之餉，徽州被太平軍攻佔之後，浮樑、樂平、景德鎮一線成為祁門大營唯一的對外通道，一旦被太平軍攻佔，就會文報不通，糧餉斷絕，立刻陷入困境。此次太平軍進攻祁門的諸路人馬中，西路軍人數最多，大約不下二萬人，主將為太平軍著名驍將黃文金，成為對湘軍的最大威脅。因而，曾國藩急調鮑超趕赴景德鎮救援。此時，黃文金與鮑超、左宗棠軍激戰負傷，率軍退回皖南，使曾國藩得以很快恢復糧道，度過危機。
每個人都會遭遇困境，但應對困境的方法各不相同。曾國藩的過人之處在於：在困難之時，懂得怎樣與他人多溝通的技巧，善於從他人身上獲取成功的力量。實際上，這是做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