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口，不議人短長
治口就是慎言語，即不議人短長，曾國藩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後議論人。中國有“禍從口出”這句話，曾國藩加以發揮，在給他弟弟的信中說：天下的事變化很多，變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難知，天道更難測，別處的事情不要毫無忌憚地大加議論。孔子說“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弟的聽聞本來不多，多疑則全不闕，言則更不慎。捕風捉影，扣盤捫燭，就要硬斷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這樣容易了斷嗎？
對曾國荃自視過高的缺點曾國藩作為兄長則猛加敲打。一次曾國荃讀唐代文章，斷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曾國藩不以為然，他認為是非都有適用的範圍，這樣輕易下結論是閱歷不深、視天下與後世太輕的緣故，於是去信說：文章一篇，就能讓天下人、後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與後世看得太輕了。這間屋裡所談論的是非，換一間屋子可能他就不以為然，換一個地方則說法更要發生變化。這鄉人所推服的賢士，換一鄉則不認為是賢士，如果換到另一府去，就會多次發生變化而不是一次變化。何況天下呢？何況後世呢？
其實，曾國藩自己早年也有評頭品足、議人長短的毛病。他的好友陳作梅對他說：“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樂與為善。”曾國藩的日記中說：陳的話是“諷餘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
由於“口禍”招致他人忌恨，曾國藩在守喪期間進行了深刻的檢討。事實上，自率湘軍東征以來，曾國藩有勝有敗，四處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實權所致，同時，曾國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養方面也有很多弱點，在為人處世方面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了由於改變了處世的方法而帶來的收穫：“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後，再次出山，曾國藩則變得善於應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認：“餘此次再出，已滿十個月。論寸心之沉毅憤發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志；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完畢，則遠勝於前。”以前，曾國藩對官場的逢迎、諂媚及腐敗十分厭惡，不願為伍，為此所到之處，常與人發生矛盾，從而受到排擠，經常成為輿論諷喻的中心，對於這種情況，有人說道：“國藩從官有年，飽歷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氣，蓋已稔知之。而慣嘗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但是曾國藩經過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實踐，非常真切地意識到，僅憑他一人的力量，是無法扭轉官場這種狀況的，如若繼續為官，那麼唯一的途徑，就是去學習、去適應。“吾往年在官，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此一改變，說明曾國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趨精明和曠達。
看到別人獲取成功性格，不要嫉妒，要暗自下決心，超過他，才是真正獲取成功性格的高招。如果不認清這一點，會很恐怖的，只有自己氣自己。曾國藩之所以獲取成功性格，是因為他豁達坦蕩，蓄養生機。超過一個能力超過自己的人，等於超過十個與自己能力差不多的人。這才是獲取成功性格的真正要訣。
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
得過且過的性格容易使人止步不前，或者半途而廢。世上偉大的事業，絕非那些做事“得過且過、缺乏耐心”的人所能完成的，只有那些意志堅決、不辭辛苦、十分熱心的人才能完成這些事業。一個有生氣、有計劃、有遠大目光的人，一定會不辭任何勞苦，聚精會神地向前邁進，他們從來不會想到“得過且過、缺乏耐心”這些話。
曾國藩的為政之道是：“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
為政都會遇到很多麻煩事，也必須要處理很多麻煩事，有的人處理一件麻煩事可以，處理兩件麻煩事也還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煩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煩還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煩就挺不住了；有的人處理別人的麻煩事還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煩就受不了了。
在曾國藩看來，為政之所以煩人，就是因為麻煩事往往一件跟著一件，推也推不脫，躲也躲不掉，難得清靜、難得自在、難得瀟灑，為什麼說“無官一身輕”呢？就因為沒有那麼多的麻煩事情。
所以為政要修養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訓練自己處事不煩，不急不躁，無怨，清醒。頭腦清醒才能保持安靜，保持安靜才能穩住部下，穩住部下才能做出決斷。不然的話，心急似火，性烈如馬，只會使事態的發展更加混亂。
曾國藩對耿恭簡所說的“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有更深一層的理解，他以為做官如此，帶兵亦然。有一天，曾國藩接到曾國荃的一封信，信中說：“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曾國藩諄諄告誡弟弟說，這已經露出了不耐煩的苗頭了，將來恐怕難以與人相處。能耐煩的好處就是從容平靜，從容平靜方能產生智慧，方可處變不驚，才能安穩如山。
1862年，曾國藩率部追擊捻軍。一天夜晚，兵駐周家口（今江西萬載縣），湘軍護衛僅千餘人，捻軍突然來襲，湘軍開始不耐煩了，驚懼不已。幕府文書錢應溥急忙向曾國藩說：“現已半夜，力戰肯定不行，突圍恐怕危險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動，佯為不知，彼必生疑，或許不戰自退。”曾國藩於是高臥不起，錢應溥也鎮靜若常。守護曾國藩的衛兵見主帥若無其事，於是也都平靜下來，恢復常態。捻軍見狀，果然懷疑曾國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進，最終匆匆撤去。
治心治身，必有品格
曾國藩講心身並治，口體兼防。他認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面憤激，沒有涵養，有一點長處即向人炫耀，有一點不順就勃然大怒，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為”。有襟懷、有器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鎮，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動搖。
曾國藩說道：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雜，切身日夕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誰都要養心，因為必須要有心計，才能活得舒服。曾國藩認為：養心修身，理不必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雜，與自己切身相關，每時每刻都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話，就是要守約。古人患難憂慮的時候，正是他的品德、事業進步的時候，其功表現出胸懷坦蕩，其效表現在身體健康。聖賢之所以成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其關鍵都在於遭到大磨難的時候，把心放得下，養得靈，有樂觀的心胸，坦蕩的意境，即使身體受了外感，也不至於傷到身體內部。曾國藩以身養心，是大家風範，因為他不得不那樣做，世事混濁，不得不行。
古往今來，凡能成就大事者，無不具備“內聖”的素質。賢者有云：“鷹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鳥噬人的法術。故君子要外挺內堅，才華不逞，才有任重道遠的力量。”這大概可以形象地詮釋“內聖”這句話的具體含義。
曾國藩以大乘的“內聖”法行世，深得古代聖賢之精髓、要旨和開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經時濟世的儒家禮學為依託，他的人格修養、道德學問自有特殊的造詣，絕不是當時一般的漢學家、理學家、文學家所能比擬的。
所謂治心，也就是孟子所說的“苦其心志”“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將降大任”前的首門功課。李鴻章說：“我老師之有成，乃善治心也。”
在中國近代史上，生前死後譭譽皆當其極的人物，恐怕非曾國藩莫屬了。鎮壓太平天國、倡辦洋務，使曾國藩贏得了“中興名臣”的桂冠；處理天津教案、媚洋虐民，又使他聲名掃地，幾成過街老鼠，“國人皆罵”。曾國藩說自己晚年仕途，“皆畫蛇添足之筆”。有一代“儒宗”之稱的縱橫家王運批評曾國藩一生“為謹守所誤，令萬民塗炭，仍然問心無愧，是儒家之罪，與張浚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