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恪守責任心的人
做人要有責任感，特別是那些能夠擔當大任的人，就更要有責任感。顧炎武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講的是做人的責任感。
生命只有一次，要想活得積極而有意義，就要勇敢地挑起生命的重大責任。沒有人能領你走一輩子，只要不辜負每一個日子，每天有新的收穫，美好的生活靠你自己創造。
對自己負責，是一項艱難又費時的挑戰。要能瞭解自己，發掘自己的優缺點，再不斷調整及修正。還得注意不受主觀成見的影響，逐一吸收於己有益的經驗。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一直養成一種性格：逃避責任，無法作出決定。結果到了今天，即使想做什麼，也無法辦得到了。
一般而言，人總是隨環境變化而改變、調整自己的行為。而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傾向越發加重。胡林翼曾說：“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過一句名言，說穿了士大夫的本質：“士子負笈（指書籍）而行時，以天下為易；跌蹶經營，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國藩稱得上是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越敢於負責任的人。
清朝自嘉慶以後，世風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魚爛之勢。大小官僚耽於享樂，腐朽入骨，無人肯講真話、幹實事。如道光最寵信的宰相曹振鏞，在談到為官之道時公然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這樣的官場，為自保功名富貴，圓滑彌縫，不負責任，已成為習氣。以至於咸豐帝大罵群臣：“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爾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時年輕的曾國藩就顯得器宇卓邁，不隨流俗。他出身於湘鄉的普通農家，童年時還在湘鄉蔣市街賣過菜籃，離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遠；進京之後，又長期在翰林院讀書，沾染官場習氣少，儲存的書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內外交困之際，就能挺身而出，於柔靡浮滑的官僚群體中，獨自表現出陽剛之氣。
曾國藩在翰林院七年間，主要是讀書，與政治生活關係不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才開始涉足政治。時年37歲，官運不可謂不亨通，然而他卻精神苦悶，感到自己是為做官而做官，政治才華無法施展。在寫給弟弟信中甚至說：“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因而有求退之意。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棄祖宗臉面，因此決定死後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祀，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的最嚴厲懲罰了。由於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硃諭”，即親筆書寫，這就不得不令他的繼承人重視起來，因此，咸豐帝即位後立即讓臣下討論，曾國藩當時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要拿出意見來。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認為“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祀既斷不可易，廟祔尤在所不行”。曾國藩經過十餘日的慎重考慮，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庸郊祀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兩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仍認為道光皇帝無庸郊祀是對的。這等於說，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儘管理由是儒家的禮儀，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因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樣子，並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親自貶自損，想抬高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悚戰慄之至”這樣的話，也是袒露心聲的真話。咸豐帝的御批雖有肯定之詞，但心中很不滿意曾國藩這個侍郎。但曾國藩認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個接一個上，批評也逐漸升級，最後連剛即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咸豐帝迫於危局，也下詔求言，擺擺樣子。曾國藩卻鼓起勇氣把久憋心中的救世治國大計傾吐出來。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所述為人才問題，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墜廢，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又對如何培養人才、整飭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著，又上《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分別將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諸問題提出切要透徹的看法。
在《備陳民間疾苦疏》中，他提出了民心渙散將導致天下大亂的嚴峻現實：臣聽說國家貧窮不足為患，只有民心渙散，則是最大的憂患。古代最富的時候是隋文帝時期，然而忽然滅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貧困的時期莫過於漢昭帝初年，然而又逐漸安定下來，是因為能安撫民眾。……我皇上愛護民眾的誠心，大大超過以前。只是因為那些太守縣令，或者不關心民眾的疾苦，致使聖主的德政不能到達民眾中，而民間的疾苦不能反映上來。在曾國藩所上的諸疏中，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是仿乾隆初年名臣孫嘉淦所為。
孫嘉淦是雍正、乾隆兩朝的直諫名臣，當二十幾歲、風華正茂的乾隆即位之初，頗有沾沾自喜之情，孫嘉淦認為如此下去不堪設想，遂冒死上書，指出乾隆帝的三非：喜諛而惡直；喜柔而惡剛；喜從而惡違。一弊是“親小人而遠君子”，孫指出的是專制皇帝的通病。值得可喜的是，乾隆帝大為所動，在以後執政的六十餘年間，除晚年有所怠政外，一生勵精圖治，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頂峰。所以有的史學家認為孫嘉淦的貢獻實在很大。現在，曾國藩仿照《三習一弊疏》，上書咸豐，指陳缺失，第一條指出皇上只是在小處謹慎，反而忽視大處，而且有的謹慎到不該謹慎的地方。每天察察於小事，而對於國家的大計必然有所疏漏而沒有時間去深究了。所謂國家的大計，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廣西一事，大的問題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審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對軍事需求慎重其事。
第二個缺失是自去年開言路以來，難道沒有一二個上乘之計，然而它們的歸窠，大抵都以“不用議”三字了結。其中有被特殊嘉獎的，如頒佈詔令褒揚倭仁，但不久便將他疏遠到萬里之外，降旨以答謝蘇廷魁，不久便將他斥為亂道之流，這些足以說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納諫的虛文來掩飾。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專”：在最近的聖旨中，都說罷黜大權，由皇上親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認為中間沒有絲毫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將藉助他的藥石，以折損皇上驕傲奢侈的萌芽，培養他的風骨，養育他的威風，以防在有事時折中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如果不取這種人，就必然專門錄取那種阿諛奉承的人，可以肯定這種人絕對不敢說出一句逆耳的話而違背皇上的意圖。而稍有鋒芒的人，必然磨礪他的稜角而折損他的骨氣。一旦有事，則滿朝都是拖沓洩氣之流，袖手旁觀，一籌莫展而已。平常不儲備剛強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養其風骨和養其威稜，有事的時候哪裡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評專制的遺風。這樣的諫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貴的官僚們無人敢寫，就是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曾國藩，也是壯著膽子頭一遭。據說，咸豐審讀後，開始是發怒，將原疏擲於地；繼而又說：“拘執太甚，迂腐不通”；再後來心裡平靜下來，為表示開明，又加以褒答。
這幾次上疏，是曾國藩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為。一方面表現了他過人的政治抱負和遠見；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不諳世故、直道而行的書生本色。幾篇諫疏使他在朝野內外贏得敢於直諫、忠誠為國的政治聲名，從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許多人稱讚曾國藩的這種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給曾國藩來信，盛讚他不顧個人安危，上疏朝廷，並具體談了自己的想法。曾國藩讀信十分感佩，回答說：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為民眾的痛苦而傷心，想拯桑梓於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我表示欽佩。
當曾國藩沒有上書咸豐前，他的同鄉好友羅澤南去信責怪曾國藩只上言枝葉，不講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後世苟且之學也”四句話，曾國藩讀後，感觸很深。實際上，當時曾國藩已上書咸豐，但羅澤南還不知此事。當曾國藩接到好友的信後，說“與我上疏的意見相符，萬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議”，立即將上書摘錄全文，請羅澤南閱讀並指教。並請山中老朋友如劉蓉、郭嵩燾、江岷樵、彭筱房、朱堯階、歐曉嶺等人，一一閱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實情況後，對曾國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國藩的名氣確實大了許多。
一個人獲取成功性格後，不能只為自己，而要為大家，做人之大忌是心中只有一個“己”字。曾國藩從不忘這一點，因為他始終相信你對別人負責，別人也會對你負責。
守住“平實”兩字
平實樂觀的性格是成功者關鍵性的品質之一，他們把自己的思想和談吐引導為振奮鼓勁的念頭和看法，他們把過去當成借鑑參考的資料庫，把未來看做充滿無限希望、歡樂和誘人的境界。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看重他們所具備的愉快而有價值的條件，想出有創造性的辦法去爭取達到已確立的目標；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能夠迅速解決問題，把處境當中的消極方面縮小到最小程度，並且找出積極的因素來，他們在所處的環境中發現求得發展和學習的機會。
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喜歡同別人交往，不論自己有所收穫還是對別人有所幫助，都喜形於色。他們對參與的活動都從好的方面加以評價談論，同別人相處時也很熱情。即使處於嚴峻的環境與災禍之中，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也會發掘出積極因素，鼓起勇氣向前，使情況有所改善。
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感到煩惱的時候，會著手去扭轉所處的局面。他們知道，要過得順心愉快，責任在自己。
有平實樂觀性格的人善於用“情緒吸塵器”清除掉自己的煩惱念頭和悲觀情緒，在不利環境中他們也設法發掘出積極因素來。他們在頭腦裡儲存的是“好、妙極了、親切、重要、喜歡、高興、了不起”一類的詞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