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心情，會在心底播下不良的種子，所以只有不良的作用反覆地傳達下來，因此，還是要儘量以平實的心情來努力比較好。
曾國藩一生中雖然遭遇到許多挫折和打擊，而他內心一直保持平靜和順，從不灰心喪氣，保持清醒的頭腦，以一顆平常心來對待煩惱，終於獲得了最後的成功。
面對這個複雜的社會，謙讓才是處事的妙方。做到謙恭讓人，爭鬥就會停止，忿恨才會平息，怨仇才會化解，天下再大的禍患都會冰消雪化於“讓”字之中。平常的人如果能夠把握住它，則可以免除災禍而獲得幸福。
曾國藩以一介書生在仕途發展的前半段，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的，他於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兩年後授翰林院檢討，過7年即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又過兩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10年7遷，連躍10級，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對於生長於深山、出身“寒門”的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一介文人，組建湘軍，平定太平天國而成就了武功大略，官封一等勇毅侯，被世人譽為“中興第一名臣”。曾氏家族也成為清朝200年來漢人第一家。人們認為他一定喜愛大風大浪吧！但實際上曾國藩在養生處世中的哲學與眾不同，認識特別深刻。曾國藩在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寫給四弟曾國荃的信中說：安身立命應該從波平浪靜方面考慮，保持心中平靜順和，千萬不要從翻天覆地、動盪不安處考慮，雖然人人都不甘心庸庸無為，但注意平靜為第一原則。生活閱歷千變萬化，總是應該慢慢向平實處用功。“向平實處用功”和“波平浪靜”這是曾國藩處世哲學的兩點重要原則。
曾國藩寫道：
弟克復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為深固。但患不能達，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為庸庸者，近來閱歷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他的意思是：四弟收復兩省，功績之大是根本不會磨滅的，你的地位也是很穩固的。只是擔心做事不能達到成功的目的，不怕成功了站不住腳跟；只怕不能平安舒適，不怕英名不突出。從此以後要從波平浪靜處安身，不要總想做什麼翻天覆地的大事業，我也並不甘心做平庸粗俗的人，近來我的閱歷變化特別大，一味向著平安實在的方面下功夫。並不是我萎靡不振，而是因為地位太高，名聲太大，不這樣做，都會有災禍臨頭的危險。其實，曾國藩的平靜養生方法是被逼出來的。曾國藩多年到處征戰，軍事政務繁忙，從35歲起遍身生了一種蛇皮癬，搞得他坐臥不安，痛苦萬分，以致於精神萎靡不振，困頓到了極點，還不到50歲，卻早早衰弱到如此程度。他自認為這都是因為天賦的資質不厚，並且又百般憂愁摧殘動搖，加上歷年來抑鬱寡歡，為不平之事憤懣而致的折損。後來，曾國藩的好友馮樹堂來訪，與他討論修養心志、調理身體的方法。他說：靜心安坐，舍此再也沒有更好的方法。能靜坐，那麼天下能幹的事情，都可以幹好。心理意志和意氣感情總是拆不開的。心志稍有浮躁，那麼感情就會浮躁，意氣感情渙散，那麼心志也就渙散了。思想意志專注於某一方面，意氣感情自必為之轉移。如此，曾國藩才一直堅持下來了。
曾國藩生長在湖南鄉間，湖南的民族性是以強悍著稱的。曾國藩又是一個讀書人，看到歷史上許多人物，他們成功的條件就是堅韌不拔，具有實幹精神。他常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於流。”苦志學業，到了進京中進士以後，與唐鏡海、倭艮峰等大儒交往，他的思想更進了一步，此時他要窮理達德，做聖賢的功夫，他的事業則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而以匡事救世為事業。
由此看來，曾國藩待人平實通達，自己絕少煩惱，這給後人留下做人的一些啟示。對於有太多煩惱性格的人來說，他們往往把周圍環境中每件美中不足的事情放在心上，對周圍事情的指責和消極的念頭捆住了他們的手腳，使他們很難再去體驗歡樂。他們認為一切事情都要糟下去，而且不自覺地促使自己造成不愉快的局面，使他們的預言實現。
有煩惱性格的人往往被“情緒包袱”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總想著過去沒解決的問題和矛盾，一講話便是從前的災禍、現在的艱難和未來的倒黴。
對於失敗者來說，從來沒有一件事情是滿意的。當他們終於得到了所向往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又不再想要了；如果失去了的話，他們又一定要找回來。他們不斷重複老一套消極洩氣的想法，把不幸和煩惱作為生活的主題。即便在平安無事、一切順利的時候，也習慣於只琢磨生活當中消極洩氣的事情，他們覺得不幸和氣憤的時間太多。他們總是喜歡喋喋不休地發表消極洩氣的言論，他們說洩氣話，令人難堪，使別人同他們疏遠起來。
有煩惱性格的人常常由於似乎難以解決的難題而挫傷情緒，失去活力，陷於失望，無所作為。在遇到麻煩和苦惱的時候，他們往往把精力用在責怪、牢騷和抱怨上。
有煩惱性格的人說許多帶“不”字的話，例如不能如何、不要如何、不應該如何等等。他們最常用的形容詞是糟糕、討厭、可怕和自私。他們沒完沒了地指責別人為什麼不如何、怎麼沒有如何。
心胸不廣大，怎能容天下
要靠一種常效藥根治心病，你知道世上哪裡有這種“靈丹妙藥”嗎？在曾國藩的秘笈中就有這樣一副藥，上面寫著“廣大”兩字。何以見得呢？
曾國藩據自己的經驗得出：克服心理障礙應以“廣大”二字為“常用藥”。而這廣大，則應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說：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裡，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粟耳。
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守約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曾國藩正是經常把自己擺在一個渺小的位置上來保持自己的心態平衡的。他總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與諸賢並論”的樊噲，他也認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長進，就會越能更多地擁有別人的長處，就會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國藩的治心不是單純的對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理活動，也包括行為規範，從範圍上說，是治心、治身、治口渾然一體，既有表面的現象，也有發自內心的本源，他用陰陽來比喻。忿，就是憤激、憤怒、情緒化。曾國藩稱它為“陽惡”，也即表現在語言行為上出口不遜，情緒難以控制。曾國藩非常贊同清人石成金在《謹身要法》中對憤激危害性的概括。石成金說：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制之在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憤事傷生。凡居官者，逞怒於刑，則酷而冤；發怒於事，則舛而亂；遷怒於人，而怨而叛。須要涵養其氣質，廣大其心胸。非理之觸，心思明哲所容；無故之加，必慮禍機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風恬浪靜，非惟無患，且可養生。
曾國藩初入仕途，對宦海波折體會不深，而又自視過高，因而對這對那都看不慣，常有牢騷忿激之情緒。他的早期日記稱為《過隙影》，這裡面自我檢討的文字很多：我會客時有一句話說得很欠檢點！由於忿恨在心裡紮根太深，所以有時一觸即發了！飯後談到了過去的小事情，我大發脾氣，氣憤的話脫口而出，有忘記了身份和親情的情狀。雖然經過了朋友的說服規勸，我還是肆意謾罵，那時絕沒有什麼禁忌害怕的。樹堂昨天說：“心裡的劣根沒有除淨，時間長了必定會爆發一次，而且一爆發就會不可收拾了。”我自己積下了這次火氣，僅僅自我反省了幾次，其他的就只知道埋怨別人。本年立志重新做人，可是才過兩天，就與我立下的志向決裂到這種程度！即使痛哭流涕，追悔不已，難道還有什麼用嗎？我真是像人們所說的與禽獸有什麼兩樣呢！率軍打仗之初，這種憤激之情仍不時溢於言表。他強調憤激行為是一個人涵養不夠、氣量不足的原因，同時也與擔當大事、督己責人有很大關係。在給他弟弟曾國荃的信中說：大概擔當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狀態，積蓄鬱結得多，也就倔強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現出一些憤激行動。以後我兄弟有動氣的時候，彼此要互相勸說告誡，儲存倔強，去除掉憤怒激動，這就行了。
曾國藩還用林則徐“制怒”的典故來自我教育。林則徐性格急切，遇有不平事常遷怒於人，為此常常適得其反。任江蘇巡撫後，林則徐痛切地意識到這一弱點，也深刻體悟到擔當封疆大吏，如果不能自我剋制，則貽誤更大。因此，進駐巡撫衙門的第一天，就親書“制怒”二字懸掛在聽事堂，一是自我監督，二是讓僚屬監督他。“久之，人亦服有雅量”，終成一代名臣。
憤激的進一步發展就是暴躁，憤激表面上是言語傷人，情緒窒人，但暴躁就不僅傷人，還傷害自己的身體。曾國藩說，暴躁最易傷脾、傷肝，對身體最有妨礙。所以他把“暴”稱為治身的“陽剛之惡”。一次，隋觀察來見，因該人辦事能力弱，曾國藩勃然大怒，“詞色大厲”。訓斥完後，當天夜晚曾國藩在日記中自責，“退而悔之”。說自己“近來事有不如意，方寸鬱塞殊甚”，常發脾氣，足見“自己器量不容，治心之不深也”。
曾國藩進而認為，一個人常以和氣悅己，是吉祥福分的徵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氣，就會招致禍端。他曾多次為自己在家守喪期間的憤怒脾氣而檢討，說因此才有曾國華之死。曾國藩平生自負甚高，正當國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幹一番時，清廷令他在家為父守喪。這使曾國藩心裡很不是滋味。本來，父親剛逝去，曾國藩應守孝道安心服喪，但在家守制的日子裡，曾國藩脾氣很壞，常常因為小事遷怒諸弟，一年之中和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都有過口角。在三河鎮戰役中，曾國華遭遇不幸，這使曾國藩陷入深深的自責。在其後的家信中，屢次檢討自己在家期間的所作所為。如，在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寫道：“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釁，實吾度量不宏，辭氣不平，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為長兄之道。千愧萬悔，夫復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果有明證。”咸豐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又寫道：“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錙銖細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既愧對我祖我父，悔恨何極！當竭力作文數首，以贖餘愆，求沅弟寫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鬱悔恨之懷。”
守制期間，曾國藩憂心忡忡，遂導致失眠。朋友歐陽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為他薦醫生診治失眠，另一方面為他開了一個治心病的藥方：“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歐陽兆熊借用黃、老來諷勸曾國藩，暗喻他過去的做法，未免有失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