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此一事，工與農之聯盟，已不可能。工無農之援，形單影隻、勢單力薄，若不依靠聖君天子以制工廠主，又靠誰來？”
“僱工易收買，危機爆發時候，鼓吹‘進步’，鼓吹內地市場能讓他們過上好日子、鼓吹碾碎內地的小農和工匠，他們必要上當，而不會跟那群要搞均田移民東進後再發展大工業的人走。”
“用此手段，先破其聯盟，分而化之，先把小農逼到皇帝這邊；然後斷其盟友、斬其內援、使僱工孤立，只能寄希望於聖君，再把僱工逼到皇帝這邊。”
“如此，則效過去故事即可：過去周護小農、抑制兼併，但實則仍是與士大夫地主士紳治天下。”
“日後也是一樣，名與義，周護小農、僱工。但實則還是與大資產者治天下。”
李欗並不知道他說的這套東西的學名是啥。
不過其實以後世的話來總結，其實就是“拿三加拉薩爾”這一套的反動封建社。
這和大順這邊的“內外分治”的情況有關。
內，是小農社會，頗類拿三時候小農普遍貧困、被高利貸和土地抵押快搞崩潰的法國。
外，是財閥軍事貴族大資產者的社會，一如拉薩爾時的普魯士。
小農問題，所謂大東進運動、均田、遷民，可以視作拿三的【論貧困的消滅】的大順變種。
僱工問題，即所謂的【只要皇帝把自己從一個特權等級的皇權變成一個社會的和皇權，那麼工階級就會傾向於把皇帝看作是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利己主義相對立的天然體現者】
某種程度上說，這就是劉玉的改革給大順留下的非常不好的後遺症——皇帝比僱工和小農，更早接觸到階級的這套東西和思考方式。
而本身，反動社，又是罷黜百家之後社會的底色調。王莽改制，就是個高爐鐵、壟作法、畝產百十斤這等生產力水平下的空想反動社的社會實踐。
偏偏，劉玉已經死了。
所謂我注六經、六經注我。
劉玉的那套話語，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尤其是把小農和手工業者，打成阻礙歷史進步的反動一幫；把農民起義，打成基於地產原則的反動的一幫。
本身這套東西，就很容易搞成機械的經濟決定論。
尹裡奇也狂噴過這個問題，說【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的意識。這種意識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否則只能形成……】或工聯、或工貴——典型的，就是愛爾蘭鐵路工人對華工的態度，沒人灌輸，反動至極。
而大順這邊，還有個更蛋疼的“第一列強”很可能出現的“工人的貴族化”問題。
比如李欗說的那種情況，真到危機的時候，先發地區的工人，會不會壓根不管內地小農手工業者的死活，為了自己有工作、掙錢，就要求開啟鈔關子口、取消內地落後的保護、奪取市場呢？
很顯然，稍微有人故意混淆，以反動的思想灌輸，扭曲“進步”的概念，再加上利益相關，那的確非常容易被帶歪了。
而大順內地的情況，又無奈至極。
大順拿到了南洋和印度這倆原材料產地；拿到了海運和水運優勢；拿到了日本朝鮮南洋東北的糧食來穩定先發地區糧價……
內地，比如說紡織業，無論怎麼樣都爭不過。這是必然的。
不管是糧價、原材料價格、資本豐裕等等，全都爭不過，搞“重農主義、自然秩序”的結果，根本不會是什麼競爭之下的蓬勃發展，能也只能是內地原本的手工業迅速破產，而絕無可能萌芽成長為大工廠。
當然，你要說大順被人爆錘一頓，丟了印度、丟了南洋、縮回到本土。那倒是可能在江漢種棉花，或者說沒辦法了只好在江漢種棉花，然後江漢地區能成為紡織業中心。否則，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