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人，其中凡人最多。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具備獲取成功性格的能力！要想不成為凡人，必須立志不流於俗，期望透過自己的實際行動達到獲取成功性格的目的才行。曾國藩逐步高升，就是立志不流於俗，隨時準備超越別人。
孟子曾經說：“自己損害自己的，不要和他交談；自己放棄自己的，不能和他交往。”說話無禮不講道義，這就是所說的“自暴”，做事不仁不義，這就是所說的“自棄”。才質笨拙的人，自己安心於笨拙，不思進取，所以說自暴自棄的人，不值得和他談論事理。如果不甘心笨拙，愛好學習而且努力施行，期望能達到知識廣博的境界，那麼“我想要仁，就達到‘仁’了”，又怎麼會有志向而事情不成功呢？曾國藩把立志說成是改變氣質的金丹良藥，而梁啟超也說他“一生最為可貴的是立志不流於俗人”。這正是說他得到了根本。
曾國藩在談及自己能夠有一點作為的原因時也說：真正的君子聖人的做法，在於忠誠，並且以忠誠倡導天下。世道之所以變亂，因為從上到下充滿了各種壞的慾望，奸人和偽君子互相欺詐、互相爭鬥，為了得到自己的安適享樂，而給別人帶來危害，他們害怕災難，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根絲一粒米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事情。於是那些忠誠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現象，剋制自己的慾望去關心他人，提倡忠誠反對邪惡。挺身承擔各種困難，並不要求別人一起來擔當這個困難，慷慨地捐獻財物和獻出生命，就像遠遊的人回到鄉里一樣無所顧忌，無所保留。於是人人都仿效他們的行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恥的事情，躲避是可恥的行為。哎呀！我們的君子們之所以能夠鼓舞眾人，歷經九年而平定大亂，除了他們的忠誠又是什麼呢？這裡的“忠誠”也就是一種脫於流俗的高雅之志。
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有建樹的原因是他宏毅的個性。他說：“道光、咸豐時期，國內一直和平穩定，許多臣子幕僚都認為平安無事，因而拘謹於文書法令，在那兒老老實實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起義軍舉事造反，結果沒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只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只是以卿的名義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去。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制，和叛軍孤身奮戰。當時，起義軍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兇猛，人們都束手無策，只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絲毫不受各種困難的影響，信心沒有一點受挫，默默地忍受著艱苦，從容指揮，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收復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由此中興。從前，曾子談到士子的任重道遠，必然講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國藩這樣扶持亂世，成就的確重而且遠，可以稱得上是宏毅中的人。”這裡的“宏毅”其實就是不流於俗的志向。
龍夢蓀在《曾文正公學案》中認為，曾國藩品德、事業、學問上的成就所以光輝千古，就在於他品性的強毅和謙謹。他說：曾國藩作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養和事業學問都取得了巨大成果，可以稱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婦人小孩也欽佩他。他是如何取得這麼巨大的成就呢？我拜讀過他遺留下的集子，反覆研讀，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從他品性的強毅、謙謹而來。正是因為他有堅強的毅力，所以才不斷勉勵自己去追趕前人的腳步；獨來獨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雖然碰到人世間比較艱苦的境地，也絲毫不動搖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難百折，也不改變自己的志向，堅貞的人懷有必勝的信念，因此不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虛妄的人必然不可自信，這一點古人確實說得不錯。正是因為他謙虛謹慎，所以總認為事情沒有止盡，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決不敢有所怠慢。處理公務、事業，惟恐有所疏忽。因為事情變化莫測，推斷有可能出現失誤，所以經常思考並且廣泛地徵求他人意見；又因為國家公務千頭萬緒，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難以勝任，所以舉薦賢能共同圖議。他的學問之所以突飛猛進，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績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確實所說日就月將，有本有源。”龍夢蓀所舉的強毅謙謹，薛福成所說的宏毅，雖然二者措辭略有不同，但大體上是一致的，相差不多。只不過薛福成是單就事業功績來說的，龍夢蓀兼談了曾國藩的道德學問、功業文章，二者在意趣方面又有不同。曾國藩之所以強毅謙謹，自然是因為稟性倔強，不願自甘於頹廢消沉；也是因為天資淳樸，不敢妄自尊大。曾國藩說自己事業有成，是因為拙樸誠實。這種說法當然是有目的地去說，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他事業上取得的功績又未嘗不與其立志不流於俗人及其堅韌的個性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凡實施一項謀略，辦一件事情，一定不會一帆風順，一定會有世人的議論。
曾國藩曾說過，“從前建立海軍，首先提議的是江忠源；安慶之圍一事，提議的是胡林翼。在那以後，我辦理海軍，第一次敗在靖江，第二次敗在湖口，將士們都願意放棄水戰而去陸戰，堅忍維持之後再求振發；安慶沒有合圍的時候，祁門、黃德那裡也危急，大家建議撤安慶之圍，救援那兩處，堅忍力爭之後才改變大家的意見。孤軍合圍金陵這一百里之城時，大家的議論都是唯恐重蹈和春、張國樑的覆轍，反對這一做法，唯有本人不以為然，其後堅忍支撐，終於用挖地道的戰術取得了成功。”
曾國藩兄弟對圍攻天京意見不一，湘軍內部也為此爭執。擴而大之，清廷對此也有不同策略。開始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提出一個以追擊李秀成軍隊為名，全面撤出雨花臺，重新確定進攻方略的計劃：此大局所關，一年二年之軍勢，不可不早為定計，若長扎雨花臺，以二三萬勁旅屯宿該處，援賊不來，則終日清閒，全無一事；援賊再來，則歸路全無，一蟻潰堤。此等最險之招，只可一試再試，豈可屢屢試之，以為兵家要訣乎？望弟早早定計。賊不解圍，則忍心堅守；賊若解圍，則以追為退，不著痕跡。行兵最要機局生少，弟在右安、安慶，機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則更呆矣。
儘管曾國藩苦口婆心，盡剖利弊，但曾國荃就是不為所動，堅決不從天京城下撤兵。在此後的一個月裡，曾國藩不斷勸說其撤兵，甚至搬出了“活兵”、“輕兵”、“呆兵”、“重兵”來說服其撤兵。
弟在軍已久，閱事頗多，以後宜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輕兵，少用重兵。進退開合，變化不測，活兵也；屯宿一處，師老人頑，呆兵也；多用大炮輜重，文員太眾，車船難齊，重兵也；器械輕靈，馱輜重，不用車船轎伕，飆風電馳電擊，輕兵也，弟軍積習已深，今欲全改為活兵、輕兵，勢必不能，姑且改為半活半呆、半輕半重，亦有更戰互體之時。望弟力變大計，以金陵、金柱為呆兵、重兵，而以進剿東壩、二溧為活兵，庶有乎！
曾國荃依然固執己見，楊載福也覺得不應就此撤兵。曾國藩寫信與左宗棠商量，左認為曾國荃兵雖不能野戰，但“亦不以退兵之說為然”。然而，周圍的人卻都認為曾國荃輕兵冒進，是不自量力，“眾人藐視沅甫非能力之人”。紛紛建議曾國藩強令將兵撤回，另謀他法。這就使得曾國藩左右為難，了無定計。最終促使曾國藩同意曾國荃不從天京撤軍，繼續攻堅的是曾國藩經親自考察後確信曾國荃能為才做出的。
只有受到偉大目標的激勵，只有執著地追求有意義的人生，你才能在世界上做出一番了不起的成就。成就的大小與成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你的進取心和決斷力。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為這兩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那麼你必須從現在開始就一定要努力培養這方面的品質，否則會一事無成。沒有哪一個有成就的人不是透過不懈的努力才達到目標的。一旦進取心消退了，我們就失去了前進的動力；一旦動力消失了，我們就會隨波逐流。
一個年輕人不是向上看，走上坡路，就是向下看，走下坡路。如果缺乏向上的精神，就一定會墮落。作為一個年輕人，能力越差，就越應該儘可能多地利用這種品質以提升自己。如果你只有一項才能可以用來謀生，你就應該比擁有十項才能的人更加努力，更加充分地利用這種唯一的才能，這樣才能阻止自己示弱性格的發生！
從零開始，建立自己的人生平臺
心態分兩種，積極心態和消極心態。積極心態能發揮潛能，能吸引財富、成大事、快樂和健康；消極心態則排斥這些東西，奪走生活中的一切，使人終生陷在谷底，即使爬到了巔峰，也會被它拖下來。
曾國藩的《雜著》中有《居業》一條，意思說打江山創事業都要有積極的心態作為基礎。他說：“古代英雄的事蹟必定有基礎：如漢高祖劉邦在關中，光武帝在河內，魏在許州，唐在晉陽，都是先佔據根據地，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曾國藩把建立積極的心態基礎歸納為兩個必要條件，即規模宏大，言辭誠信。
他具體解釋說：就像居室那樣宏大，那麼它佔的宅地就廣闊，能夠庇護的人就多。誠信如果站得很穩固，結構就會很牢靠。《易》說：“寬大居之”，說的是宏大；“修辭立在誠字上，可以居為”，說的是誠信。大程子說：“道之浩浩，從哪裡下手呢？只有立下誠，才有可以居住的場所。誠就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如果口不擇言，逢事就說，那麼忠信也就被埋沒動搖站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說“居業”；現在俗話說“興家立業”就是這個意思。子張說：“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專一，還能叫有嗎？還能叫無嗎？”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宏大誠信，那麼我的知識浮泛動盪，說我有不行，說我無也不行；這樣終生沒有可居之業，這就是程子所說的“立不住”了。曾國藩幾乎從零開始，到一呼萬應，正是藉助做場、做局而發生變化的。他多次談到“局”，鄙視那些在局外吶喊議論者，倡導挺膺負責，躬身入局，認為這樣，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曾國藩起家之初，手中無權無勢，所以跟從他的人並不多。從長沙臨行前，邀左宗棠參謀軍務，遭到拒絕。但左宗棠拒絕入幕後不久，即加入到駱秉章的幕府，令曾國藩很難堪。李鴻章初次來投，曾國藩也說：“少荃（李鴻章號）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這裡呢，局面還沒開啟，恐怕他這樣的艨艟鉅艦，不是我這裡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納的。他何不回京師謀個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絕，實際上擔心水淺養不了大魚，李鴻章吃不了這份苦。
曾國藩還同時發出另外幾封邀請信，但應者寥寥，甚至連過去的好友馮卓懷、郭嵩燾都不肯隨行，劉蓉雖被他強拉硬扯出來，但不久即堅持而歸，留下來的只有李元度、陳士傑數人。陳士傑字俊臣，湖南桂陽州人，以拔貢考取小京官，分發戶部，遭父憂回籍。因在家辦團練鎮壓當地會黨為曾國藩所賞識，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舉人授官黔陽教諭。李元度曾上書曾國藩言兵事，為其所賞識，約於1854年2月前後入幕。曾國藩深感孤立無援之苦。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說：“險兇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嵩燾者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又說：“甄甫先生去歲在湖北時，身旁僅一舊僕，官親、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盡。此無足怪之事。兄現在局勢猶是有為之秋，不致如甄甫處蕭條已甚。然以為此為樂地，而謂人人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曾國藩當時慘淡經營的情形，由此可見一斑。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局面尚未開啟，檯面小，又不輕易向朝廷推薦人，當時環境又惡劣，隨時都有送命的危險，人們當然不願死心塌地跟從了。因此，曾國藩再次出山時，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兩省的實權，對稍有才能者，保奏、薦舉不斷，加之打了幾次勝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雲合影從，如龍得雨，如魚得水”的局面。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後，即成立左宗棠軍、李元度軍；攻下安慶後不久，又令曾國荃回籍招募湘軍6千；以後又成立李鴻章的湘淮軍及淮揚和太湖兩支水師，等等。各將領也深知部隊多，戰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獲高官、掌大權，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籌餉，招募新營。
同時，當曾國藩既任兩江總督，又任欽差大臣之際，情況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將帥，凡有升罷，曾國藩“皆與贊畫”，而且，朝廷凡有大的舉措，都要徵求曾國藩的意見。這時的僚屬們自然感奮異常。“我輩屬在僚佐亦為感奮，願與同志相磨礪也。”郭嵩燾也說，“近來朝廷舉措，真是從大處著筆，為從來所未有。”
曾國藩的“檯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屬們就越有希望，越有幹勁兒。難怪曾國藩開赴兩江時，高唱挺進歌了。
凡是獲取成功性格的人，都有這樣一個體會：能站在高處，打量周圍，把一切控制於手中。曾國藩能夠有一種把場面做大的思想，知道要想獲取成功性格，必須要有大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