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性格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說過：“世界由兩類人組成：一類是意志堅強的人，另一類是心志薄弱的人。後者面臨困難挫折時總是逃避，畏縮不前。面對批評，他們極易受到傷害，從而灰心喪氣，等待他們的也只有痛苦和失敗，但意志堅強的人不會這樣。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有體力勞動者，有商人，有母親，有父親，有教師，有老人，也有年輕人，然而內心都有股與生俱來的堅強特質。所謂堅強的特質，是指在面對一切困難時，仍有內在的勇氣承擔外來的考驗。”
如果你也如此認為，如果你也對積極心態的力量持一種否定與排斥的想法，那說明一點，你並不完全真正瞭解積極心態力量的本質。一個積極心態的人並不會否認消極因素的存在，他只是學會不讓自己沉溺其中。積極心態要求你在生活中的一時一事中學會積極的思想，積極思想是一種思維模式，它使我們在面臨惡劣的情形時仍能尋求最好的、最有利的結果。換句話說，在追求某種目標時，即使舉步維艱，仍有所指望。事實也證明，當你往好的一面看時，你便有可能獲得成功。積極思想是一種深思熟慮的過程，也是一種主觀的選擇。
既然如此，那麼你是選擇積極的心態還是消極的心態？如果你不選擇前者，並且緊緊地抓住它，後者就會被迫自動送上門來，二者之間沒有任何折中和妥協。那麼，你必須在兩者中選其一。
也許有人會反駁說：“克服和阻止性格中的弱點事實果真如此嗎？我一生中就碰到過許多困難與挫折，每當這些時候，我也讀過不少積極心態的力量的書，可是仍解決不了問題。”也許還有人會說：“是的，我也認為那一套沒用。我的事業正陷入低潮，我也試過積極心態這一招，但我的生意依舊毫無起色。積極思想無法改變事實，要不然我怎麼還會遇到失敗呢？如果你不承認這一點，那你就像鴕鳥一樣，只顧把頭埋在沙堆裡，不肯面對現實罷了。”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典故就是告誡人們，失敗有時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成功，或者說損失也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菜根譚》中的一段話說得更加明確：居逆境中，周身皆針砭藥石，砥節石厲行而不覺；處順境中，眼前盡兵刃戈矛，銷膏靡骨而不知。這就是說，對失敗與成功要有辯證的態度，失敗和成功是經常可以互相轉化的。因為一個人生活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那身邊所接觸的全是猶如醫療器材般的事物，在不知不覺中會使人產生一種危機感，因而在不知不覺中就會磨鍊自己的意志，由此把人帶入成功；反之，一個人生活在無憂無慮的順境中，這就等於在你的身邊擺滿了刀槍利器，在不知不覺中使人的身心受到腐蝕而走向失敗。這就告訴人們，失敗的時候，有利於奮起，下一步就是成功；成功的時候，會導致驕傲，下一步就是失敗。因此，成功與失敗是可以互相轉化的，遇到失敗不要悲觀失望。
對於這一點，曾國藩深有見地，他不僅自己能夠正確地面對失敗、挫折，而且當他的親人遭遇挫折的時候，他也以這種態度深刻有見地地去開導他們。如他的弟弟科考不利遭遇挫折的時候，他寫信說：洪弟考試不利，一點兒小小得失，不值得在意。補發的案卷上有名，不去複試，較為妥當。今年的院試若能考得滿意，才真正是大幸；即使不被錄取，去年家裡既然已經考中一人，今年有點小挫折，也屬自然盈虛曲折的道理，不必鬱悶憂愁。植弟的書法非常好，然而按照慣例，凡未經過歲考的人是不符合選拔條件的，弟若去參考選拔，必定會受到同行的指責而被冷眼相看。及至選拔不上，旁人也不以為是不符合條件而失利，反而認為是由於你寫作不好而被除名的。自己既然明知道去參考不符合慣例，又何必要去受人家一番指責呢？弟來信問我是否應該去參考，我的意見是應以科考正場為依據，如果正場能取一等補廩，則考試選拔時，就已經是作為正式的廩生入場了；如果不能補為廩生，而是作為增生去考試選拔，那就全然不必去參考，以免白白招人妒忌。曾國藩自己也是一個著眼於大局、對小的失敗或挫折能淡然處之的人。攻佔天京後，曾氏兄弟功成名就後也招人忌恨。尤其是鋒芒畢露的曾國荃更是如此，彷彿不回籍“養病”就不能平息眾怒一般。曾國藩對他說：我們兄弟已佔盡天下難有的功勞，這段歷史怕是要載入史冊的。至於那些怨謗的話，已無足輕重，聽之任之吧。曾國荃回到家鄉後，他更是一天一封信，千叮嚀萬囑咐，主要強調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有了曾國藩的勸導、鼓勵，曾國荃的心緒也好了起來，不久也就出山了。
但是，真正有遠見的人，還是在挫折與失敗中，保持希望與熱情、不屈不撓，堅韌不拔。或者是在勝利中深謀遠慮、高瞻遠矚，儘量避免失敗與挫折，曾國藩可謂是一個這樣的人。
遇到挫折，就放棄獲取成功性格的念頭，恐怕是很多人的習性。在挫折面前，要有強者心態。曾國藩在挫折面前，從不低頭，故才能出頭。
再困再進，再熬再奮
一個具有懼怕性格的人只能被困境打敗，這個道理不用多解釋。人有毅力萬事成，人無毅力萬事崩，成功性格的全部秘訣只有8個字：不屈不撓，堅持到底。
有所追求的人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各種困難和打擊，在逆境中，我們要培養出不怕困難、戰勝困難的神經，堅強的意志也只能在困境中練就。
困境可以檢驗一個人的品質。如果一個人敢於直面困境，積極主動地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那麼他或遲或早，總會成功。如果一個人被困難嚇倒，灰心喪氣，無所作為，那麼即使困境局面消除，他也不會走出失敗的陰影。
成功人士都是不懼怕困境的。面對長期的困境，他們或默默耕耘，或搖旗吶喊。他們憑著一副熬不垮的神經，一腔無所畏懼的勇氣，振作精神，發憤苦幹，以圖早日突破困境的牢籠。
與其說他們的成績是速度的勝利，毋寧說是意志和恆心的勝利！
一種堅強的性格可以幫你渡過難關，一副堅韌的神經可以讓你經受磨鍊。成功之路從不平坦，在挫折中站起，在廢墟中重建，只要心不死，志不滅，你就是一個頂天立地的錚錚硬漢。
堅忍的性格，是一切成就大事業的人所具有的特徵。他們或許缺乏良好的品質，或許有各種弱點與缺陷，然而他們具備了堅韌的性格。這是所有成就偉大事業的人所絕對不可缺少的涵養。勞苦不足以使他們灰心，困難不足以使他們喪志。不管處境如何。他們總能堅持與忍耐，因為堅韌是他們的性格。
曾國藩說自己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時”。同治五年，他在寫給次子曾紀鴻的信中闡述了“能渡過極困難之境，方是大英難”的道理。他說：平常人遇到困難、挫折時便會停下來，“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困再進，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他透過古今豪傑成敗的啟示，得出結論說：“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曾國藩一生受困受辱，打脫牙和血吞的時間很長，次數也很多，以在江西為最。
曾國藩為什麼“打脫牙”還勇往直前？因為他心中有一個獲取成功性格的秘密——不怕走獨木橋。
曾國藩以空頭侍郎銜領兵，過去依靠湖南大力支援，由於自己的名望、地位在家鄉屬於一流，所以做事還是順一些。到江西后，只有依賴江西接濟餉需。而江西巡撫陳啟邁雖與駱秉璋同樣缺乏才幹，但在氣度方面則遠不及駱，甚至剛愎自用。曾國藩又一如往日，遇事徑行，不免干預省內行政。這樣，兩人矛盾愈來愈尖銳。正如曾國藩所說：陳遇事“多方掣肘，動以不肯給餉為詞”；“凡省中文武官僚晉接有稽，語言有察”。“凡紳士與我營款愜，則或因而獲咎”。陳甚至不經過曾，徑自指揮調遣羅澤南等軍；且朝令夕改，使人無所適從。巡撫如此，其下各級官吏自然仰承意旨，也處處與湘軍為難，“部將官至三四品者，每為州縣撲責”。曾國藩勸捐，“所給印收，州縣輒指為偽，拘訊捐戶”。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除了儘可能迫使陳啟邁多供軍餉，如奏準動支江西漕折銀外，又多方聯絡本省士紳，如委任劉於潯辦江西水師，黃贊湯主持全省捐輸。黃為前刑部侍郎，位高望重，為全省士人首領，陳啟邁對之也不能不有所退讓，而黃則一心靠湘軍保護家鄉安全，也竭力幫助湘軍。至十月底，勸捐多至八、九十萬兩，實際支用亦達60餘萬兩。曾利用這些款趕造船艦，招補水勇，很快就使內河水師成為一支擁眾3000多，船艦200餘艘的大艦隊。此外，還與江西合募平江勇4000餘人，其中3000由李元度統帶，其餘一千多人屬江西省軍，由前德安知縣劉希洛管帶。再加上塔齊布、羅澤南兩軍8500人，在江西的湘軍就多達一萬六千多人。與此同時，曾國藩又暗中蒐集陳啟邁材料，並於六月專摺奏參。文俊接任巡撫後，緊張關係雖有所緩和，但仍然矛盾叢生，曾國藩的處境並無多大改善。與曾積怨甚多的王錱也說，“滌帥遭際若是，真令人急煞”。“滌帥所處真是不易，其尤難者仍是餉項一節耳”。曾國藩之所以有如此景況，問題在於只有軍權，而不能如胡林翼以巡撫統轄地方之權去籌餉。正如曾國藩所說：“軍事非權不威，非勢不行，弟處無權無勢之位，常冒爭權爭勢之嫌，年年依人，頑鈍寡效。”
在軍事方面，曾國藩也陷於明知被動，而又無法擺脫的困境中。二月中旬，咸豐帝兩次令曾國藩回援武漢，甚至令曾自己領軍赴援。曾國藩回奏：“論天下之大勢則武昌據金陵上游，為古來必爭之地；論行兵之常道，則上下皆賊，而臣軍坐困於中段，亦非萬全之策。”同時客觀上大舉西援，與太平軍爭奪武漢，困難甚多。因為這勢必要“撤九江城下攻城軍西上；且軍餉不足，江西涌籌給開拔費，湖北胡林翼軍欠餉匱而致意外之虞，引起部隊譁變，不如株守江西，徐圖改變局勢。”
塔齊布的死亡，使曾國藩一時無法擺脫被動的局面。更為重要的是湘軍第一支勁旅塔齊布軍從此離心離德，銳氣大減。內湖水師計程車氣也受到很大影響。在遭到這一連串打擊之後，曾國藩又面臨新的難題。七月中，收復義寧後，羅澤南又上書曾國藩力主進援湖北，爭奪武漢，並以此自任。他如此積極，固然是從戰爭全域性著眼，但也希望擺脫江西困境，為自己謀取更大的發展機會。而在這之前，繼胡林翼之後，駱秉璋也奏調羅軍援鄂。這對曾國藩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壓力。當時曾國藩直轄只有塔、蕭、羅、李四軍，前兩軍已大非昔比，戰鬥力銳減；李元度軍新建，未經大戰，戰鬥力不強，只有羅澤南軍正在旺盛時期。這樣，羅軍西調，就會使曾國藩因失去唯一勁旅而處境更加困難。如不允調，則不僅武漢收復無期，湖北戰局渺茫，甚至會危及湖南；且將使駱、胡耿耿於懷，大拂羅的興頭，從而導致內部矛盾加劇。兩相權衡之後，曾國藩終於忍痛令羅澤南軍八月西援，並增派原塔齊布軍彭三元、普承堯兩營隨行。主力部隊5000人西行後，曾國藩再也無力進行扭轉被動局面的嘗試，只能堅守觀變，處境更加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