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為善是第一妙著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是曾國藩處理人際關係的一個準則，它使曾國藩的事業興旺發達。曾國藩與人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對曾國藩尊之為師，極為崇拜，事事效法，奉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說，這些幕僚皆深受曾國藩的影響，或效其堅忍，或師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誠。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源自《孟子》。曾國藩繼承這個思想並將之做了詳盡的解釋：“思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燻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為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是說孟子強調的是虛心採納各種意見，那麼在曾國藩那裡，取、與兩件事成了相互推動、永不終結的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
與此同時，曾國藩還把這確定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根本原則之一。他在《日記》中寫道：“九弟來久談，與之言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道，……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權力所及之處，他還力圖將這個原則化為必須遵守的制度。1859年他在給部下的一封信中談道：“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後望將取諸人者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示，每月匯總賬銷算一次。”這不是把既定的原則化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嗎？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是曾國藩處理人際關係的一個準則，它使曾國藩的事業飛黃騰達。
曾國藩取人為善的事例亦不為鮮見，如聽人之諫納、舉事，採納僚屬意見婉辭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進場飯”一事，更能說明曾國藩的取人為善。
曾國藩守其父星岡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響即布席早餐。在東流大營時，歐陽兆熊及李肅毅、程尚齊、李申甫共飯，群以為苦，曾國藩知道後，嘗笑曰：“此似進場飯。”克復安慶後，歐陽兆熊要在9月朔期歸家，置酒為餞，席間從容進言：“此間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歸矣，欲為諸人求免進場飯何如？”曾國藩一笑頷之。故歐陽兆熊以書調笑李肅毅說：“從此諸君眠食大佳，何以報我？古人食時必祭先為飲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飯一祝我乎？”李肅毅復書：“進場飯承已豁免，感荷感荷！唯尚齊、申甫皆須自起爐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錢耳。”此雖一時戲謔之言，當時情事亦可想見。
免“進場飯”這件事雖小，但可見曾國藩取人為善的姿態。他最初在京師時，也橫挑鼻子豎挑眼，倚才傲物，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後來他躬自檢悔，覺得“與人為善”是不樹敵的第一妙著；而“取人為善”是完善自己的絕好藥方。
相交以誠，大度寬容者勝
關於“誠、恕”二字，曾國藩說：“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又說，“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諒。”
曾國藩初辦團練時，手中無一兵一勇，腳下無一寸土地，身無一分一文，雖然是個京官，在丁憂平缺期間，實際上等於一個普通鄉紳。而當時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羅澤南的湘勇和王錱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勢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廣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戰，後來保衛長沙、轉戰江西均有戰功。可是，曾國藩卻能成為他們的精神領袖，協調各部的行動。後來雖與王錱關係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劉長佑、蕭啟江等；羅澤南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李續賓、李續宜、蔣益灃等，也都接受曾國藩的指揮排程。在逐漸發展過程中，一些非湘籍將領也陸續來到曾國藩身邊，如滿族人塔齊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廣東人褚汝航、四川人鮑超、福建人沈葆禎等。
是什麼力量，使這些英雄豪傑、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國藩的旗下？除以保國安民、維護名教、立志殺賊為目標這個共同點使他們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國藩的人格力量。這人格力量產生於他所極力倡導並躬履實踐的“誠”、“恕”二字，即“待人以誠，容人以恕”兩條。所謂“以誠恕加天下，則群倫影從”。
“待人以誠”，應該是所有為官、為將、為領袖者的一項基本品德。待人以誠，則人也可能待己以誠，這叫作以誠換誠；即使少數人不以誠待己，也終會遭到輿論的譴責，使之悚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權術，恃盛氣，挾私見，也可能得勢於一時，但最終會遭到歷史的唾棄。曾國藩洞悉世情，明徹史實，深有感情地對諸弟說：“管子云：鬥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見！
曾國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內容是《論語》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麼，就要考慮到別人也會想得到什麼，推己及人。曾國藩說：“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反過來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欲人以虛偽待我，我便應不以虛偽待人；不欲人以權術待我，我便應不以權術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際關係的重要原則。
曾國藩說：聖門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貧，曰賤，曰成，曰榮，曰譽，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敗，曰辱，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隨在皆設身以處地。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曾國藩強調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認為如果“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凡不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人，最終也不能立己達己，歷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點。所以，曾國藩一向主張“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
相交以誠，大度寬容，不僅使曾國藩自身增加人格的魅力，博取人們對他的支援和真誠相助，給周圍的人產生了好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國藩少樹了許多仇敵。
愛面子的人是不易成大事的
愛面子是很多人的性格弱點。的確，面子是個大問題，因為人人都要爭面子、搶面子，為的是不丟面子。實際上正是由於怕丟面子，有很多人做不成大事，害怕自己做不好什麼就丟臉，讓人難為情。成大事者必須放下架子，不怕丟臉面，才能最後為自己掙回臉面。
一個人獲取勝局了，會引來許多麻煩。當然，自己的面子可能就難保了。愛面子的人是不易成大事的，有的人往往因為“愛面子”常常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而曾國藩雖然是一個很講面子的愛謙讓之人，但當他久久期盼的機會來臨時，他則毫不猶豫地立刻抓住這一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