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會日常應酬的滋味
為人處世離不開應酬，但並不是所有應酬都神清氣爽，相反常常令人厭煩。面對這種矛盾，曾國藩怎樣做呢？曾國藩平生以品鑑人才自詡，這主要得自他的經驗和觀察。他能從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透視人的品格個性。對於吃、請、送等應酬禮節，他也能從中觀察人情厚薄及世風高下。
同治七年（1868）底，曾國藩以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勇毅侯爵、欽差大臣的多重顯赫身份回到了闊別17年的京師。他的弟子黎庶昌在為其師做《年譜》時寫下這樣幾句話：“時在廷諸臣，想望丰采，退朝之際，千官矚目焉。”這並非誇張之詞。17年前，曾國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墨糹至從軍，經十數載艱苦卓絕之努力，終於把定都金陵十數年，幾乎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國鎮壓下去，這在未曾參加這場驚心動魄的朝中大臣而言，曾國藩創造了一個“神話”和“奇蹟”，在朝臣的眼中，他不僅是功臣，更像是一位“英雄”。並且，十七載星移斗轉，當年的高官顯貴早已物是人非，對於朝中的新貴而言，無論是資歷，還是功績，他們都難以望曾國藩之項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能仰視這位在宮中下馬處彎著腰走下軟轎的58歲的重臣曾國藩。
在京的一個多月裡，曾國藩分明感受到了生命中的“輝煌”和仕途中的“得意”。他的日程排得比平時還要滿，除了每天要接見十餘次來訪者外，他還要外出拜訪各界人士。他需要太多的應酬。因為在他看來，拒絕別人則是“傲”之一端，是脫離官場、走向敗落的一大忌。這裡是他應酬的具體情況：
同治七年十二月廿一日，他應湖廣籍官紳之邀，赴湖廣會館之宴，聽戲、飲酒，自中飯後一直折騰至次日三更，才抱著疲倦不堪的身體，帶著二公子紀鴻離開他十分熟悉的湖廣會館，告別各位同鄉。
次日同一時間，他應各科門生公請，至文昌館赴宴。曾國藩多次擔任考試官，他的門生可謂多矣，這次六科三十餘人共同宴請曾國藩。一曰癸卯四川鄉試，二曰丁未漢教習，三曰己酉順天鄉試複試，四曰庚戌朝考閱卷，五曰庚戌拔貢朝考閱卷，六曰庚戌考學正學錄閱卷，酒後觀戲，二更歸寓。
二十三日，甲午、戊戌兩科同年公請，又直隸京官之大者公請，“兩處各吃一頓”。
二十四日，江蘇通省公請，曾國藩又赴文昌館宴。
二十五日，應倭仁、朱、瑞三位大學士公請，曾國藩至願學堂赴宴。……
曾國藩過去在京師做過幾個部的侍郎，在地方任兩江總督後節制四省，因此，凡是他做官之處，都有各部、各省公請。
對這種吃請宴送，曾國藩十分熟悉，但這次他是以主客的身份參加，當然今非昔比。請他的人一是聯絡感情，二是希望關照。因為曾國藩“寵眷”未衰，受朝廷倚重，他的話自然朝廷要尊重的。為巴結取悅這位重臣，有一位尚書不但在席間盛讚曾國藩所做《江忠烈神道碑》，而且還“背誦如流”，不遺一字，令曾國藩不勝感慨。
在應酬往來之際，曾國藩感受到京師遠非久留之地，他感到有千手千眼在抓著他、看著他。他感到還是在外面、在地方為官自在。他在《日記》中說：“在京酒食應酬，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許多鄙俗之念，殊無謂也。”他每天拖著疲倦之軀，奔走赴宴，無非是“徇物”，即給別人面子，讓別人說好話。這與他在地方為官，每天弈棋幾局，倦極即睡，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他痛切地感受到人心風俗之不可改變。崇尚權勢，朝野大臣們都眼盯著權勢，巴結、順從、阿諛、媚態，種種令人看不慣的東西已經幾十年了，自己怎能改變呢？！但他又必須成為交際戰場上的“尖兵”，才能成就一生。這就叫矛盾！
人最忌輕薄膚淺，沒有內涵
自負者的性格弱點是自作聰明，其實“聰明”是人們渴求的評價，它表明具有這種評價的人，要比其他人智商高出一截。但是有些自作聰明的人，卻會反被聰明誤。例如自以為是、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總喜歡對別人說“不”等習慣，都是這些人常犯的錯誤。自作聰明的人表面上在智商上比別人有優勢，實則他的危機卻是非常明顯的，即以自我為中心去處理人際關係。這種人的挫敗隨時都會發生，給這種人的忠告就是：請別自負，學會尊重每一個人！
用好一個什麼樣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問題，而是大問題。曾國藩的用人術是：讓明白人留下，讓糊塗人走開。一個人的成功與失敗，關鍵在於他能否把與之有關係的人的能力，轉化為自己的能力。只有時時不忘求人自輔，才能抓住時機，創造人生的輝煌。曾國藩認為，人最忌輕薄膚淺，沒有內涵，幾番接觸，就會使人感覺俗不可耐，或令人生厭。大凡有一定學識或修養的人，都能夠沉著穩練，謙謹坦蕩。
曾國藩對於輕薄有更深層次的理解，他說：大凡人寡薄的品德，大約有三端最容易觸犯：聽到別人有惡德敗行，聽得娓娓不知疲倦，妒忌別人的功業和名聲，慶幸別人有災，高興別人得禍，這是薄德的一端；人受命於天，臣受命於君，兒子受命於父，這都是有一定之數的，但有些人不能接受命運的安排，身居卑位而想尊貴，日夜自我謀劃，將自己置在高明的地方，就像一塊金子，冶煉時自認為是莫邪、干將一類的寶劍了，此是薄德的第二端；胸中包蘊著社會上的清清濁濁、是是非非，但不明確去表示贊成或者反對，這本來是聖人哲人的良苦用心，如果要勉強去分什麼黑白，遇事就激動張揚，這是文士輕薄的習氣，娼伶風流的形態，我們這些人不體察就去效仿它，動不動就區別善惡，品評高下，使優秀的人不一定能加以勉勵，而低劣的人幾乎沒有立足之地，這是薄德的第三端。我現今老了，這三端還要加以防戒。因此曾國藩最反對幸災樂禍、狂傲自大、妄斷是非、自以為是的那些人，而他自身就是自修嚴謹，更多地看到別人長處的人。他尤其是一個極富憐憫心的人，一些有功業名聲的人遭了災難，即使在戎馬倥傯自身難保的艱難歲月，他也絕不無動於衷，而是儘量地給予照顧。
咸豐年間，曾國藩駐守祁門，險象環生，儲備極其睏乏，是他一生行軍中最艱難的時候。一天，忽然想起安徽那一帶多有經學大師，遭受戰亂，顛沛流離，生死未卜，於是派人四處尋問，生存的人給以書信，約他們來軍中的幕府相見，死去的人對其家小給予撫卹，索取他們留下的文章保留。像桐城的方宗城、戴均衡，歙州的俞正燮，貴州的程鴻詔諸家大師，都靠這種幫助而脫離了險境。
跟隨曾國藩從軍打仗的人很多，尤其是出謀劃策的幕僚和下屬，都希望得到曾國藩這位“盟主”的舉薦而飛黃騰達。曾國藩對下屬和幕僚確也不吝舉薦，但他舉薦人又有條件的，那就是要確實為他幹事，不怕艱苦，不講條件。否則，他是不肯保舉的。此外，還有三種人曾國藩不願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聲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遷升太快的人，一是個人不願出仕者。
第一種人如周騰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經保舉，即遭彈劾，心欲愛之，實卻害之。例如，周騰虎剛受到奏保，即遭連章彈劾，遂致抑鬱而死，使曾國藩大為傷感。他在1862年9月的《日記》中寫道：“接少荃上海信，知周騰虎在滬淪逝。老年一膺薦牘，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譭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曾國藩從此接受教訓，其後屢遭彈劾、名聲極壞的金安清在幕中為他出力效命之時，力排眾議，堅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並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解釋說：“眉生之見憎於中外，斷非無因而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則彈章嚴旨立時交至，無益於我，反損於渠。餘擬自買米外，不復錄用。”
第二種人如惲世臨、郭嵩燾等，皆經曾國藩直接間接地奏保，於二年之內連升三級，由道員超擢巡撫，復因名聲不佳，升遷太快而被劾降調。曾國藩亦從此接受教訓，待1865年10月清政府欲令李宗羲署漕運總督、丁日昌署理江蘇巡撫而徵詢曾國藩的意見時，曾國藩即直抒己見，並提出自己的理由：認為一歲三遷已為非常之遭際。該員廉正有餘，才略稍短，權領封圻未免嫌其過驟。丁日昌雖稱熟悉夷務，而資格太淺。物望未浮。洋人變詐多端，非勳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詭謀而懾其驕氣。該員實難勝此重任。總之是不同意這種安排，以杜升遷太驟之弊。結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國藩的意見，隨即撤銷此議。
至於第三種人，本人不願出仕或不願受人恩德，受保之後本人不以為恩，反成仇隙，說來頗令曾國藩傷心。雖未知其姓名，卻可斷定確有其事。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談到奏保之難時說：“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為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為德反成仇隙者。餘閱世已深，即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這可以說是曾國藩的閱歷之得，經驗之談。把“敬”、“恕”這兩個字時常記在心中為人處世，應當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不論大事小事，都不敢有絲毫的疏忽。以“恕”待人，則凡事都為別人留有餘地，不獨自居功，有過也不推卸責任。如果能把“敬”、“恕”這兩個字時常記在心中，則可以長期擔當重要職責，前途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