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主張，對欺侮或欺騙自己的人不要輕易去計較。在他讀書期間以及在招幕求才期間的兩年廣為傳誦的事就充分體現了他的這一性格特徵。
曾國藩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有一位同學性情褊躁，因曾國藩的書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說：“我讀書的光線都是從窗中射來的，不是讓你遮著了嗎？趕快挪開！”曾國藩果然照他的話移開了。曾國藩晚上掌燈用功讀書，那人又說：“平常不念書，夜深還要聒噪人嗎？”曾國藩又只好低聲默誦。但不久曾國藩中試舉人，傳報到時，那人更大怒說：“這屋子的風水本來是我的，反叫你奪去了！”在旁的同學聽著不服氣，就問他：“書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嗎？怎麼能怪曾某呢？”那人說：“正因如此，才奪了我的風水。”同學們都覺得那人無理取鬧，替曾國藩抱不平，但曾國藩卻和顏悅色，毫不在意，勸息同學，安慰同室，無事一般，可見青年時代曾國藩的涵養和氣度之一斑了。
曾國藩後來任兩江總督時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騙的時候。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高談闊論，談笑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國藩禮賢下士，對投幕的各種人都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歡說大話的人。見這個人言詞伶俐，心中好奇，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騙事，其人正色大言說：“受欺不受欺，全在於自己是何種人。我縱橫當世，略有所見，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公（宗棠）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而別人不欺而尚懷疑別人欺騙他，或已經被騙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國藩察人一向重條理，見此人講了四種“欺法”，頗有道理，不禁大喜，對他說：“你可到軍營中，觀我所用之人。”此人應諾而出。第二天，拜見營中文武各官後，煞有介事地對曾國藩說：“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但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急忙問是“何人”？此人舉塗宗瀛及郭遠堂以對。曾國藩又大喜稱善，待為上賓。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位置，暫時讓他督造船炮。
多日後，兵卒向曾國藩報告此人挾千金逃走，請發兵追捕。曾國藩默然良久，說：“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國藩雙手捋須，說：“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邊的人聽到這句話，想笑又不敢笑。過了幾天，曾國藩舊話重提，幕僚問為什麼不發兵追捕。曾國藩的回答高人一籌：“現今發、捻交織，此人只以騙錢計，若逼之過急，恐入敵營，為害實大。區區之金，與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噴飯”之餘，亦足見曾國藩的“遠見”與“胸襟”。
對這兩件事，常人很難容忍，尤其是對那些好逞一時之勇的，人們往往認為這是懦者之舉。而曾國藩的做法，正和所有成大事者的做法一樣，該忍的一定要忍，不可因小失大。
獲取成功性格就是在與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使自己脫穎而出。那麼要做到獲取成功性格，首先要有這樣一套本領，不要被別人的惡語破壞自己的心態，要學會在進退之間見鋒芒。你別小看這一點，取大舍小，坦然應對，足見一個人是否登上獲取成功性格的寶座。
一個人不可能事事都得到每個人的讚許，但是如果你認識到自己的價值，在得不到讚許時便不會感到沮喪。你應把反對意見視為一種自然現實，一種對自己的激勵，因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對世事有自己的看法。
環顧我們生活的周圍世界，我們會十分明顯地感到一點，要想使每個人都對自己滿意，這是十分困難而且不大可能的。實際上，如果有50%的人對你感到滿意，這就算一件令人愉悅的事情了。要知道，在你周圍，至少有一半人會對你說的一半以上的話提出不同意見。只要看看西方的政治競選就夠了：即使獲勝者的選票佔壓倒多數，但也還有40%之多的人投了反對票。因此，對一般的常人來講，不管你什麼時候提出什麼意見，有50%的人可能提出反對意見，這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當你認識到這一點之後，你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他人的反對意見了。當別人對你的話提出異議時，你也不會再因此而感到情緒消沉，苛責別人或者為了贏得他人的讚許而即刻改變自己的觀點。相反，你會意識到自己剛巧碰到了屬於與你意見不一致的50%中的一個人。只要認識到你的每一種情感、每一個觀點、每一句話或每一件事都總會遇到反對意見，那麼你就可以擺脫情緒低落的困擾。當我們做事之前已經意想到某種後果，而一旦出現這種後果時，你就不會出現很大的情緒波動，或者措手不及。因此，如果你知道會有人反對你的意見，你就不會自尋煩惱，同時也就不會再將別人對你的某種觀點或某種情感的否定視為對你整個人的否定。
牢記做人“三戒”
不欺人也不自欺，是曾國藩一生之本，因為這關係到一個人的忠信、廉恥。曾國藩的思想，實可用來作為修身的必備條件，作為人本質上至純、至善、至美的追求。“驕傲”乃人生最糟糕的本性。如果把獲取成功性格與驕傲簡單等同，那就大錯特錯了。真正獲取成功性格者所做的事：謙虛！曾國藩做得如何？人的一生都可能有一件兩件成功的事情，而成功之後，往往會犯驕傲的毛病，曾國藩也有這樣的時候，但是他卻能在因驕而敗之後，立即戒躁，改弦更張。曾國藩改過遷善的事，大致有如下三端。
一是戒多言。
曾國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個手執羽扇、不苟言笑、沉穩木訥的君子形象。實際上這代表了他成熟時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國藩多言健談，愛出風頭，喜於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厭煩”，也為此下定決心，減少往來，但就是難以改過。“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他還說這種心理已深入隱微，“何時能拔此根株”？
一次，竇蘭泉來切磋，曾國藩並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詞氣虛矯，與人談理”，本來是一件增益學業的事，卻適得其反，二人不歡而散。《日記》中說：“彼此持論不合，反覆辯詰，餘內有矜氣，自是特甚，反疑別人不虛心，何以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這一天，曾國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雲家為其母拜壽，本是喜慶之事，曾國藩出言不慎，弄得別人十分尷尬，宴席一散“宜速歸”。隨即又到何子貞家。回家後讀了《兌卦》，又到岱雲家吃晚飯，“席前後氣浮言多”，與湯鵬討論詩文，“多夸誕語”。當天他在《日記》中說：
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徵逐之習；平日辯論誇旋之人，不能遽變聾啞，惟當談論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以後戒多言如戒吃煙。如再妄語，明神殛之！並求不棄我者，時時以此相責。由於曾國藩好多言，自以為是，有時傷害了朋友間的感情，他與小岑間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以小岑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發脾氣，他說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養不夠啊。
對此，好朋友看在眼裡，但知道曾國藩的性格，都不願相勸。只有岱雲敢於揭破。點出曾國藩的三個毛病。其後，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岱雲言餘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於朋友，每個恃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兇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
幾天後，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小珊也前來，席間二人的言語碰撞，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一大堆給人留分寸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親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當天的日記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謾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遑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曾國藩的父親看到他身上確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後又立即給他去信一封，曾國藩的日記談到了來信內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慾、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面自認不是。又云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痾癢，無刻不縈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
岱雲的話和父親的信對曾國藩觸動很大，但以後曾國藩仍重蹈舊轍。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廣籍的舉人同學在文昌館舉行團拜，曾國藩當時主持會館事宜，無論於公於私都應盡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學，但他“陪客時，意不屬，全無肅敬之意”。他承認“應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學，“憂悔並生”。
曾國藩檢討自己的同時，又有走向另一極端的傾向，他有意與朋友們疏遠，認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呂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無味，冷而可厭，亦不足取。”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吳竹如開導曾國藩說，交情雖然有天性投緣與否，也由盡沒盡人力所決定。但說到底還是人能勝天，不能把一切“歸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自此以後，曾國藩在處事待人方面日漸成熟，他自以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觀。給人留面子這一點尤其成為以後待人交友的一個重要原則。
二是戒怒。